ECFA騙很大

馬英九堅持ECFA一定要包裹表決，除了不敢得罪中國老大之外，更重要的是ECFA問題重重，根本不堪逐條檢視，一旦訴諸逐條，就會拆穿國共騙局。

首先是掩蓋開放時間表。ECFA分明提到雙方「實質多數」關稅和非關稅障礙將逐步消除，卻故意不說明開放時程，陸委會甚至濫登廣告痛批「十年開放九成」指控，這不但是做賊喊捉賊，更是國際笑話。

WTO區域貿易委員會為了避免各國濫簽FTA，早在二ＯＯ二年四月決議，FTA雙方貨品貿易必須在十年內開放八成五至九成五，否則不予承認，除非簽約雙方自始即提具特別說明，要求WTO允許例外處理。

直到今天，未提出開放時間表的FTA只有兩種：一是先進國家讓利給非洲貧窮小國，二是中國讓利給香港的CEPA。但台灣在WTO屬於已開發國家，中國屬於開發中國家，根本不可能援用第一類型，只能援用位階等同於國內協議的CEPA模式，才能不提出十年開放時程。

其次是賦予「兩岸經合會」太上權力，全未說明該會如何組成、如何決策、如何接受監督。經合會全權掌握後續協商，一旦缺乏透明程序，等於為國共兩黨搭建政商平台，未來想得到關稅減免者，都必須巴結國共兩黨才能納入清單。

最後是根本無從終止的所謂「終止條款」。通常終止條款都具有日出性質，亦即由單方在一定時間前提出，然後屆期自動生效，根本無須與對方協商。但ECFA所謂「終止條款」，儘管允許單方提出終止，卻規定在「終止後三十日內，雙方應就因本協議終止而產生的問題展開協商」。問題是，如果雙方協商始終不順，協議是否視同終止？ECFA也全未說明。

簽了這種違反WTO開放時程、自貶為CEPA位階、不惜違反民主、形同黑箱決策、根本無從終止的喪權辱國協議，還沾沾自喜到處宣揚，有這種阿Ｑ政府，只能說是台灣不幸。

ECFA民怨來自政府無能

隨著早收清單逐漸公佈，以及中國態度逐漸明朗，朝野ECFA之爭，已從理論對決發展到成果驗收。理論難免各執一詞，數據難免各有所本，但落實到談判成果驗收，真相卻只有一種，都直接考驗馬政府執行力。

意外的是，談判結果幾乎完全推翻馬政府論述。首先，馬政府說簽ECFA具急迫性，非如此不足以因應東協加一的降稅競爭壓力，但最受東協降稅衝擊的石化業和工具機產業，反被排除在早收清單之外。ECFA既然照顧不到最受東協衝擊的產業，急於六月簽成豈有正當性可言？

其次，馬政府又說簽ECFA有助台灣和其他國家簽FTA，但不管是美國、歐盟或日本，都相繼表示簽ECFA既非簽FTA前提，也不是簽FTA保證，重點在如何避免中國阻撓。問題是，中國外交部已公開反對台灣以官方身分簽FTA，等於直接否定馬政府說詞。即使未來透過兩岸密商，中國可能放手讓台灣與新加坡、菲律賓、馬來西亞簽FTA，但上述三國均非台灣主要貿易夥伴，並不足以使台灣經濟逃出鎖進中國厄運。

該要的要不到，代表經濟談判無能；該守的守不住，代表政治判斷錯誤。不管何者，都讓人民對政府信心盡失。可怪的是，馬政府卻只會安撫說「還有下班車可搭」，但頭班車既已捨本逐末，又無法保證前進方向，如何讓人民相信六個月後必有豐收？

事實上，針對兩岸貿易，政府最受人詬病的並非談判失利，而是本土傳統民生產業動輒遭到非法走私或違法仿冒，政府卻坐視不管，任由非法打擊合法，讓本土業者始終面臨不公平競爭。一年多來，「台灣傳統民生產業大聯盟」不斷呼籲政府照顧本土產業，催生「台灣精品館」大型百貨店，推行「台灣製造」認證制度，以便消費者區分台灣貨和大陸仿冒，但政府始終避重就輕，不但從未大規模取締走私仿冒，更離譜的是，經濟部為了向馬英九交差，甚至還租用遠東愛買推出只有四十坪、讓人啼笑皆非的所謂「台灣精品館」，企圖草草作秀了事！

談判無能，還能徹底反省力求改正；執法無心，卻是徹底顢頇脫離民意。面對早收清單談判不力，媒體炒作沸沸揚揚，政府無法不予正視；反觀本土業者飽受侵害，官僚殺人欺上瞞下，政府卻往往鞭長莫及。但這種基層之痛，卻和財團未列早收的遺憾不同：後者只是少賺而已，前者卻是攸關存活。

可悲的是，這就是我們的經濟部！──對外談判無能，要不到台灣該爭取的；對內卻畏強欺弱，顧不到台灣該照顧的。如果馬政府的談判團隊和管理團隊，一再顯現出這種「對外無能、對內敷衍」的官僚素質，草簽ECFA引來基層怒吼，一點也不令人意外。

藍綠對決有粗細之分

作為地方選舉，五都選舉自然以市政競爭為主，但首都郝市長卻不然，動輒把競選主軸上綱到兩岸、乃至統獨對決。早在今年三月，雙英辯論還沒著落，郝就要求蘇辯論ECFA；後來針對蔡主席「流亡政府」論，郝也如獲至寶要求蘇表態；最近松山虹橋對飛，郝又不忘逼問蘇是否支持擴建松山機場直航兩岸。

不管是ECFA、國家定位、兩岸直航，都屬中央議題，並非市長職權。郝所以樂此不疲，顯然另有競選策略：亦即認定首都基本盤藍大於綠，郝市政評比既不亮眼，索性把市長選舉上綱成藍綠對決，企圖迫使藍綠選民回歸基本盤，藍營自然必勝無疑。

這種泛政治化競選策略，不禁令人回想起九四年趙少康。當時趙分明競選市長，卻把矛頭指向李登輝總統，把市長選舉上綱成反台獨運動。趙的競選算計如下：首先用統獨對決把選民分為藍綠，然後造勢壓倒同屬藍營黃大洲，向泛藍證明只有趙能勝扁，泛藍因為懼扁當選不得不匯流到趙。

但趙如意算盤並未奏效，泛政治化固然激化了藍綠對決，卻也激發出趙始料未及的兩種政治反動：一是反台獨運動強化了大中國主義刻板印象，造成藍綠本土派集結倒戈；二是動輒上綱到統獨對決，讓只求安身立命的小市民反感，造成反政治選民出走。趙誤以為統獨對決足以切割藍綠選民，但台北市民何其複雜，並非粗糙的統獨標籤可以全部涵蓋。

換言之，藍綠對決有粗細之分，過於粗糙反將適得其反，使各種反挫力量結合各種特殊處境趁勢而起。以ECFA為例，多數台北市民最初可能籠統傾向兩岸開放，讓郝以為ECFA切割藍綠是必勝之道。但當ECFA落實到具體層面，如果不能與其他FTA配套，如果只有利少數人，加上低估中資對台衝擊，ECFA能否繼續得到多數市民認同就不無疑問。屆時反挫力量，至少包括擔心台灣被鎖進中國者，反對貧富不均和反對兩岸特權者，以及本身遭受中資衝擊者。這些原本籠統支持兩岸開放的市民，都將因為政策不如預期而轉向。

另以統獨為例，歷經藍綠政黨輪替，郝也可能低估人民厭惡統獨口水的程度。市民對統獨之爭，已不像十年前那樣激情，更傾向政策「能做」多少、厭惡意識型態「能說」多少。最近國民黨單方起竈、大張旗鼓痛批蔡「流亡政府」論，在蔡低調回應下，迅速淪為一日新聞，忙於生活、苦於生計的市民更漠然以對，正可看出這些統獨老把戲已非民意主流。

尤其在庶民經濟普遍低落之際，郝泛政治化策略恐將適得其反，遭到更大質疑，特別是令人懷疑他是否因為市政不佳，試圖轉移焦點。一旦選民形成如此定見，進而懷疑郝的競選誠意，粗糙的泛政治化，就注定只能是敗選策略了。

保馬不挺馬的五都選舉

五都提名底定，兩黨精銳盡出，雙方總統接班人幾乎都投入選戰，弔詭的是，五都選戰作為總統前哨戰，雙方都心知肚明，但在公開場合卻又異口同聲否認。

國民黨不想讓五都選舉被馬英九低迷民調拖累，改以「提升城市競爭力」的新地方治理為主軸，民進黨也不想陷入意識型態藍綠對決，改以「地方包圍中央」的新五都制衡為主軸。結果是國民黨淡化挺馬，民進黨淡化台獨。

儘管國民黨在五都選舉不敢挺馬，卻處處保馬連任。為了防堵民進黨趁勝追擊，當選市長後進一步參選總統，藍營不斷要求市長當選人保證做滿任期，甚至還質疑「蘇蔡都有『求敗』理由」，亦即兩人可能故意選敗，以便得到參選總統機會。

這些奇特觀點，不管是要求對手保證做滿，或是質疑對手故意求敗，都是台灣民主獨有。畢竟在歐美民主國家，總統候選人往往都是現任首長或民代，人民並不會質疑中途換軌參選。例如歐巴馬參選總統時是參議員，布希和克林頓參選總統時是州長，席哈克參選總統時是巴黎市長，不管是美國人民或法國人民，從來沒人要求首長參選人承諾做滿任期，不可中途參選更高公職。

藍營所以不斷鎖定蘇蔡要求保證做滿任期，與其說是為了保障市民權益，不如說是為了保馬連任，必須及早鎖死綠營勁敵，讓潛在對手難堪。但這種要求對手保證做滿的言論，在歐美民主國家並不足取，反而會被看成向對手示弱，被懷疑執政心虛，被懷疑轉移焦點。

要求保證做滿任期，主因是擔心人亡政息，但市長如能選上總統，指定接班人往往也能續任市長，並不會導致市政斷層。例如政績卓越的首爾市長李明博當選韓國總統，也連帶導致接班人當選首爾市長，首爾市政並未因此產生斷層，反而更加相得益彰。

換言之，與其擔心人亡政息，要求市長當選人保證做滿任期，不如關心政見承諾，要求市長當選人提出履行計畫，對事不對人，才能提升民主水平。相較於歐美和韓國更重視政見承諾，台灣政壇動輒陷入為了保馬連任的「要求保證做滿」、乃至「質疑故意敗選」的陰謀論口水戰，不但凸顯出執政黨的不務正業，也凸顯出台灣政論的低落水平。

不管是國民黨的提升競爭力，或是民進黨的新五都制衡，五都選舉固然著眼於個別城市定位發展，但中央執政牽動全局，馬政府執政良否，並不可能逃過選民檢驗。尤其是馬政府執意六月簽署的ECFA，以及積重難返的重北輕南佈局，都對五都發展影響深遠，很難不成為選戰焦點。就此而言，國民黨「只求保馬、淡化挺馬」的選戰策略，恐怕很容易破功。

惡意簡化只會惡化對立

故意簡化現實，以簡化標籤妖魔化對手，可說是政黨政治中最惡質的競爭手段。過去國民黨常指控民進黨動輒訴諸「賣台」、「親中」、「黑金」等標籤醜化國民黨，但國民黨推動ECFA文宣策略，惡意醜化民進黨手法也不遑多讓。

即使在亟需理性辯證的雙英辯論，馬英九的簡化攻勢也毫不手軟。在主辯申論中，馬破題即以「鎖國」、「邊緣化」、「恐共」指控民進黨，並以「失落八年」、「貪腐政權」蓋棺論定陳水扁執政。最近朱立倫親上火線說明「國家願景計畫」， 也同樣以未來「黃金十年」對比民進黨過去「失落八年」。

問題是，馬對民進黨的「鎖國」指控卻充滿自相矛盾。例如指控「民進黨執政八年開放九三六項農產品進口，我上任後一項也沒開放」，到底誰主張開放？次如指控「民進黨的全球化沒有中國」，卻又指出「台灣對中貿易依存度，民進黨八年增加百分之十六，我上任才增加百分之一」，到底誰對中開放？另如指控「民進黨走不出去」，但馬為了減低ECFA疑慮，卻又指出「民進黨執政加入WTO，衝擊也沒預估大」。既承認民進黨完成參加WTO，豈可指控「鎖國」？

此外，馬朱兩人都以未來「黃金十年」對比過去「失落八年」，後ECFA時代是否帶來「黃金十年」，目前還只是預言，但馬執政兩年的經濟惡化，卻早已歷歷在目。民進黨執政八年，年均成長率四點四四，馬執政兩年卻是負零點九一；民進黨執政八年年均失業率四點二八，馬政府五點三五；民進黨執政八年年均新增債務一七五四億，馬執政不過兩年，年均負債卻高達二七四四億。顯而易見，所謂「失落八年」的經濟成長率、失業率、財政赤字，都比目前馬政府更強。但馬朱兩人卻不知檢討兩年執政失敗，只會大言不慚未來「黃金十年」。

文宣講究簡潔有力，難免簡化現實，但人民眼睛雪亮，如果文宣脫離現實，甚至背離現實，虛構的政治稻草人不但沒有作用，反將傷到自己。在威權統治時期，國民黨為了醜化黨外運動，曾杜撰出背離現實的「三合一敵人」（黨外、台獨、共匪合流），結果不但騙不到人民，還自陷於自己杜撰的幻想與人民脫節。同樣，「賣台」、「親中」、「黑金」曾是民進黨最有力的文宣武器，但隨著兩岸交流擴大，綠營人士也不得不參與交流，加上執政後地方勢力日益多元化，這些簡化標籤也愈來愈可能傷到民進黨自己。

如林濁水所說：「真正的鎖國，是北京努力想鎖住台灣。真正的問題，是國民黨只敢罵民進黨鎖國，卻不敢對北京吭氣」。如果馬政府始終不能正視北京的鎖國企圖，不能正視自己的執政失敗，卻只會曲解歷史醜化政敵，只會陷溺在自己想像的黃金神話，台灣政壇也將永無寧日。

ECFA必須與FTA掛勾

面對ECFA可能導致「台灣經濟鎖在中國」質疑，馬英九在辯論會上宣布將親自領軍加速推動台灣洽簽FTA，並呼籲大陸「不要阻撓台灣洽簽」，還表示如果ECFA不能讓台灣經濟獲益，「寧可破局也在所不惜」。

馬終於表態，可說是遲來的政治正確，兩年前就職早該如此宣示。令人納悶的是，各國領導人視為當然的國家嚴正立場，馬竟然需要歷經兩年朝野對抗，直到退無可退、簽約時限將至，才能言歸正道。如此習於對外示弱，不敢慷慨陳辭嚴正表態，也難怪人民對馬領導充滿疑慮。

問題是，如今亡羊補牢，馬親自領軍推動洽簽FTA，不能只是紙上談兵，否則也將淪為政治作秀。關鍵在於，如何把洽簽FTA和ECFA掛勾，以免台灣經濟鎖在中國。做法有二：

一是由政府直接宣示，兩岸簽署ECFA早收清單後，如果發現大陸繼續阻撓台灣洽簽FTA，台灣將不進入ECFA下階段協商。

二是由立院間接宣示，亦即在ECFA送立院審查時，由立院代表民意通過如上敘述的但書決議，要求政府遵守。

這種為兩岸特設的「有條件終止」條款，不同於一般FTA終止條款。前者是政治性質，為了確保台灣對外洽簽FTA權益，必須特立但書防範大陸蓄意阻撓；後者是經濟性質，為了確保雙方權益，必須防範單方片面不履行合約。

馬既已表示如果ECFA不能讓台灣經濟獲益，「寧可破局也在所不惜」，就有責任闡明「寧可破局」的具體內涵。其中，能否與各國洽簽FTA，既是國人主要關切，自然也應是「寧可破局」的首要選項。

馬是否不讓「寧可破局」淪為空話，不但將考驗領導能力，也將考驗ECFA朝野進程。如果馬拒絕把洽簽FTA和ECFA掛勾，反對派將更加認定ECFA並不只是經濟議題，更是國共聯手反獨促統的政治陰謀。這種認知將使朝野對抗更加激烈，台灣政壇將再掀風暴，兩岸交流也永無寧日。

畢竟，ECFA早收清單經濟得失，只是個別產業加減利益而已，但台灣經濟能否避開鎖進中國厄運，卻攸關台灣政治前途。唯有把洽簽FTA和ECFA掛勾，才能去除ECFA政治性，才能讓ECFA回歸經濟本質。

儘管馬的嚴正表態姍姍來遲，但仍是凝聚台灣共識的必要步驟，關鍵在大陸如何取捨。如果在兩岸簽署ECFA
後，大陸仍繼續阻撓台灣洽簽FTA，繼續封鎖台灣經濟空間，ECFA正當性將蕩然無存，朝野也將同仇敵愾抗共，導致兩岸漸行漸遠。

但洽簽FTA發球權，終究在馬英九手上，大陸不可能主動示好。馬能否主動打出掛勾牌，營造朝野樂見形勢，引導大陸默許台灣方案，就成為ECFA能否化解朝野矛盾、贏得多數掌聲的關鍵。

實問虛答的雙英辯論

儘管馬英九口才便給，蔡英文太像學者，難免讓馬在辯論評分勝過蔡，但ECFA畢竟是攸關台灣前途的辯論，太多實問虛答，太多轉移焦點，人民其實心裡有數。馬儘管辯論得分，並未使ECFA大加分。例如TVBS民調，馬以四成六勝過蔡三成二，但支持ECFA仍然只有四成一，只比辯論前微幅增加百分之三。

畢竟，馬辯才有餘、誠意和資訊不足，批判在野黨有餘、闡明政策路線不力，實在太過明顯。例如蔡批評馬誇大ECFA降稅好處，馬說ECFA可為台商減稅三千億，但財政部統計卻顯示台商只向中國繳稅一千四百七十億，若再扣除中國優惠台商退稅，實際降稅好處恐怕只有六七百億，雙方數據相差將近五倍。這個涉及ECFA是否具有急迫性的核心問題，蔡前後問了三次，馬始終閃躲不答。

馬不只誇大降稅好處，還低估進口衝擊，包括對產業和對失業的雙重衝擊。蔡要求馬承諾十年不開放農產品進口，但馬只說不列入中國早收清單，最多承諾任內不開放，換言之只承諾兩年。這種說詞，如何讓農民放心？

蔡指出「ECFA將引發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重新分配，最不利弱勢，讓社會陷入對立，讓台灣在兩岸關係中喪失主控權」。蔡要求馬以香港CEPA為鑑，正視ECFA帶來的分配衝擊。馬儘管表示將透過稅制和社會福利解決，卻提不出任何具體對策。畢竟馬執政兩年的稅改，一面倒向富人，早已眾所周知：一方面大減遺贈稅和營業所得稅，另一方面卻遲不推動豪宅稅和奢侈稅。稅改如此偏袒富人，怎能正視ECFA分配衝擊？

最大質疑，是兩岸簽ECFA後，並不能保證台灣和其他國家簽FTA，一旦如此，ECFA反將使台灣經濟鎖進中國，使中國躍為核心，台灣反而淪為附庸。蔡指出兩黨對台灣經濟國際化的不同策略：「民進黨走向世界，並跟著世界走進中國，國民黨跟著中國走向世界，而且只能透過中國走向世界。難道台灣只有這個選擇嗎」？針對這個國家發展戰略的風險控管問題，馬完全不曾回應。

據此，蔡認為馬急簽ECFA過於冒進，而且還因為高喊六月非簽不可，導致台灣喪失談判籌碼，提早暴露底線，陷入談判大忌。蔡提出與中國交往的四大原則：一是主控權，二是循序漸進，三是遵循WTO多邊體系，四是維持整體平衡。但馬急簽ECFA，正好背離四大原則，使台灣喪失主控權，喪失整體平衡，一面倒向中國。

而且，馬只看到ECFA經濟面，無視ECFA對東亞的國際政治衝擊，也使雙方對東協加三得出相反結論。蔡認為日韓美自成格局，不可能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協加三，馬卻認為東協加三即將在二Ｏ一二年形成，因此台灣必須及早未雨綢繆。蔡質疑如果中國和日韓美的矛盾一時難以解決，台灣是否要急於表態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陣營？針對這個國際形勢的重大判斷分歧，馬也未提供解答。

不過，兩人儘管充滿歧見，但蔡仍然試圖提供折衷答案。她建議台灣可同時與重要貿易夥伴談判FTA（包括中國、美國、東協、日本），但不要先和中國簽署，而是在各方都談判成熟之後，才選定時程同時簽署。事實上，二ＯＯ二年兩岸同時加入WTO，就是採取同時入會模式，在國際共識下，中國只比台灣早一天入會。

此外，蔡也建議可以進行「無FTA架構、但有FTA之實」的雙邊協商，例如目前進行中的台美投資貿易架構談判（TIFA），即無簽約雙方必須在十年內履行九成貿易自由化的規範。與中國進行經貿談判，蔡也堅持循序漸進、不預先承諾十年架構的原則。但針對蔡的折衷建議，馬也毫不理會。

總之，馬面對各種質疑，幾乎不動如山。蔡質疑高估降稅好處，質疑低估進口衝擊，質疑低估分配衝擊，質疑單獨鎖進中國，質疑過於經濟冒進，質疑破壞整體平衡，質疑忽視國際政治，蔡所提出的每一問題，都是攸關台灣前途、無可迴避的重大質問。但馬作為國家領導人，竟然每項都敷衍了事，避重就輕，既看不出準備妥當的執政能力，也看不出坦誠布公的溝通誠意。

面對馬實問虛答，蔡實在客氣到令人心急。例如蔡質疑馬團隊有很多人和中國有利益牽扯，馬說如果有利益衝突，歡迎各界檢舉，一定依法嚴辦，蔡卻未乘勝追擊，公開點名批判，要求當場承諾。類似流於手軟，還包括馬說如果ECFA不能維護國家利益，寧可破局，蔡也未追問馬既說六月非簽不可，不簽穩死，何來「寧可破局」？二者明顯互相矛盾。

不過，儘管實問虛答是雙英辯論的最大特徵，但蔡在辯論中提出的實問，卻都鏗鏘有力，台灣人民即使沒聽到答案，但也對比看出馬的漫不經心，看出台灣問題的沉重。光是這些，也該肯定這場世紀辯論的歷史意義。

誇大危機只會惡化反彈

雙英辯論將在下周日舉行，但ECFA正反陣營結論已決，幾無商量餘地。馬政府誓言六月非簽不可，反對派也揚言五月抗議遊行，雙方劍拔弩張已成定局。

東協加一元旦實施，並非只有台灣遭到降稅衝擊。韓日即使促談東協加三，預定進度最早也不過二Ｏ一二年，而且和中國矛盾甚多，能否如期簽成，兩國並不樂觀。能否擴大為東協加三，韓日只以平常心對待，並未視為「除此之外，別無生路」的唯一發展戰略。

韓日醞釀東協加三多年，兩國按部就班，並未誇大東協加一的經濟威脅，更未渲染導致全國陷入恐慌。反觀馬政府，卻把東協加一當成空前危機，醞釀ECFA不到半年，不但喊出六月非簽不可，甚至喊出「不簽穩死」，馬英九更突兀表示「台灣不簽就會成為北韓第二」。這種誇大危機、錯誤類比、草率急躁的決策模式，才讓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感到莫名其妙。

馬政府到底急什麼？對比韓日不疾不徐的平實態度，顯然東協加一的經濟威脅，並非如此迫切。馬政府又說可領先韓國取得中國佈局優勢，但攸關台韓競爭的面板，卻又無法納入早收清單。儘管馬政府說ECFA只是經濟議題，但急於六月簽成，其實非常政治：一是為了挽救低民調，挽救五都選舉，必須搶立大功；二是第五次江陳會地點在杭州，反對派鞭長莫及；三是馬英九始終不回應胡六點，早已引發北京不滿，必須另闢兩岸架構示好。

三大政治考慮，使馬政府寧可快刀斬亂麻，即使引發朝野對抗、引發友邦懷疑也不足惜。馬政府三大政治需求，北京也了然於心，ECFA既可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，落實「以通促統、以民逼官、以商圍政」戰略，北京當然樂於配合。

正因為在經濟包裝下，藏有太多政治算計，反對派才會直指要害，認為ECFA限期簽署根本就是政治高於經濟，決心對抗到底。朱立倫把反ECFA比喻成反對捷運，認為事後回顧，雙方可能感到好笑，這種認知顯然過於天真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，經濟大蕭條進入最嚴重時期，美國專欄作家李普曼與胡佛總統會面，事後李普曼呼籲領導者要注意籠罩在全國的「陰暗不祥之兆」和「絕望的軟弱無能」氣氛。他說「在一個士氣低落的國家，每個人都變得孤獨，成了他自己疑慮的犧牲品。他不相信任何事情，只相信每個人和每件事的最壞方面。他看到的只是自己內心矛盾混亂和別人搞的陰謀詭計。這就是大恐慌、大崩潰」。

何以致此？李普曼認為主因在「信念消失」。人民所以欠缺信念，主因是領導者不講真話、不深究原因、不鼓勵價值、不將心比心。

國內投資不足和就業不足的雙重危機，絕非ECFA足以解決，更需要其他積極處方。馬政府不深入診斷台灣經濟病因，卻急就章製造兩岸經濟神話，不但不足以解救台灣病症，反而會先招來更大的反彈和恐慌。

讓利無效考驗北京戰略

ECFA二次協商，大陸同意台灣排除農產品、弱勢傳產和陸勞三項目，被馬政府視為兩岸協商的重大突破。事實上，這些承諾早就體現在胡溫讓利談話和王毅「惠台五意涵」之中，與其說是台灣求讓得法，不如說是大陸另有所圖。

固然在後續談判中，大陸未必對台灣有求必應，首席談判代表唐煒更反映商務部意見，強調大陸也有「更多弱勢產業需要照顧」。但這些經濟上的小得小利，相較於大陸的戰略考量，恐怕都無關緊要。

大陸並不在乎給台灣更多「養分」，關鍵是要透過讓利確立新的兩岸架構，藉此「套住」台灣，消極防止台灣偏離兩岸經貿整合軌道，積極佈署「以通促統、以商圍政、以民逼官」戰略。早在一月二十六日ECFA首次協商時，大陸即要求兩岸洽簽時，必須先關照兩岸經貿正常化問題，希望在正式文本中，明確寫出「兩岸經貿正常化」文字。

相較於大陸過去對台談判表現，不管在貨運直航、第五航權、租稅協議等細微議題，可說是寸步不讓，如今突然對ECFA主動表態讓利，背後定有更高考量。國台辦主任王毅提到「先易後難、先經後政、把握節奏、循序漸進」的基本思路，顯然ECFA在「先經後政」上，具有創造新架構的重大轉折意涵。

問題是，大陸「先架構、後細節」的談判立場，卻因為ECFA在台灣支持度過低，大陸擔心馬政府難以承受反彈，不得不在最後關頭再度讓步，同意不將「兩岸經貿正常化」寫入文本。弔詭的是，馬政府民調低迷，不但使國共合作難以確立新架構，同時也使大陸「以養求套」戰略遭到挫折。

至此，ECFA內涵已經完全走調，如唐煒所說，充其量「只是早期收穫計畫，談不上自由化」，這種「只有細節、卻無架構」的兩岸經貿談判，顯然並非大陸所圖。大陸既然無法經由ECFA確立兩岸新架構，未來進入早收清單的關稅減讓攻防，讓利意願恐怕也會大打折扣。

此外，大陸一旦無從確立兩岸新架構，台灣能否在洽簽ECFA之後，如願與其他國家洽簽FTA，恐怕也不無疑問。畢竟對大陸來說，外交讓利比經濟讓利更關鍵。國台辦保守立場，可從一月二十一日意外插曲得知。當時高雄市訪問團會見國台辦，國民黨立委鍾紹和會後轉述王毅提到「台灣與其他國家簽署FTA，對大家都有好處」，經台灣媒體大肆報導後，國台辦不但公開全盤否認，甚至還要求鍾對外澄清。

為了挽救國民黨政權，大陸不得不配合讓利演出ECFA大戲，馬政府愈弱，大陸只好讓愈多，原本期待藉此走向國共第三次合作，共創兩岸新平台，豈知馬政府竟然弱到連ECFA作為經貿正常化架構也難以主張。面對如此窘境，大陸除了啞巴吃黃蓮之外，恐怕也只能自嘆所愛非人。

專業不敵民粹，民意不敵兩岸

最近馬政府亂無章法，已經惡化到不可思議地步。原可公評的三大改革，包括挽救健保、廢除死刑、公務員考績從嚴，竟然相繼搞成政府內鬨、部長請辭、社會對立、民眾反彈。政府領導無能，不敵民粹當道，不但導致好事變壞事，好人變壞人，更糟的是有心改革的好官，還可能先被反淘汰出局。

三大改革相繼走調，一方面突顯政府內部溝通混亂，一方面也突顯專業不敵民粹。院長是否喊卡，幾乎取決於哪邊聲音大：衛生署長必須辭職示威，才能逼迫閣揆正視健保現實；法務部長高調廢死，自以為呼應總統，卻惹惱民意反彈被迫下台；銓敘部長勇敢挑戰公務員特權，輿論一片叫好，高層卻憂心選舉衝擊，又陷入敷衍喊卡。

奇怪的是，成天標舉「庶民經濟」的吳揆，卻只對健保漲價、廢死反彈、公務員跑票等民粹抗議特別敏感，但對更多人憂心的兩岸議題卻頗為遲鈍。例如三月四日，國貿局突然開放中國血漿來台，被立委痛批是更危險的美牛翻版。事先不知情的衛生署，竟召開記者會表示中國既非狂牛疫區，當然可以進口血漿，而且還保證只做試劑，不會注射人體。

問題是，反對中國血漿進口，與狂牛並不相干，而是不信任中國品管。難道衛生署忘了三鹿奶粉教訓？這些毒奶何嘗不也通過中國政府檢驗？更何況血漿影響比奶粉更全面，衛生署豈可忘記河南愛滋村的輸血感染災難？又如何保證不會有醫療業者濫用中國血漿？放眼全球先進國家，有哪一國如此放任進口？

美牛事件導致劉揆下台，想必吳揆銘記在心，但他對進口中國血漿可能引發的更大風險，卻毫無警覺，即使在部會與立委交鋒之後，仍然不發一語。這難免令人懷疑民意不敵兩岸，為了避免引起兩岸不快，吳揆對於兩岸爭議項目盡量迴避不碰，原本敏感的庶民感受突然變得魯鈍不靈。這種對內「專業不敵民粹」、對外「民意不敵兩岸」的雙重標準，實在令人搖頭。

記得吳揆上任之初，還曾信誓旦旦表示，為了尊重民意，ECFA必須取得六成支持才可洽簽。如今不過半年多，仍有六成以上民眾不了解ECFA內容，馬政府卻一再揚言六月完成洽簽，吳揆對於自己的政治跳票也毫無解釋，又是「民意不敵兩岸」的另一證明。

專業不敵民粹，使好事變壞事，好人變壞人，好官難出頭，是馬英九「好人治國」的最大諷刺。民意不敵兩岸，使兩岸壓倒一切，民主失去討論，政策失去標準，更是馬英九「有利於台灣、有利於人民」的最大反證。

首都對決的戰略價值

民進黨最強棒蘇貞昌宣布參選台北市長，使年底五都選舉更具有全國指標意義，關鍵不在台北縣長是否易手，而在首都對決能否激出政黨輪替的新動能。

蘇轉向北市，固然凸顯挑戰國民黨的更大決心，但也引發民進黨坐三勝局可能生變的質疑，萬一台北縣市兩頭落空，蘇更可能背負綠營罵名。這種質疑其實頗有問題，不但高估台北縣的全國意義，也未正視首都對決的戰略價值。

從人口統計來看，北縣三百八十七萬固然遠高於北市二百六十萬，但不管是政治經濟或文化影響力，北縣都遠低於北市，尤其在攸關全國大選的主流民意塑造上，北縣幾乎毫無角色可言。

正因為北縣並無輻射影響力，北縣選情往往更受制於全國主流民意，並不因為當地執政即有特別優勢。例如二ＯＯ一年蘇貞昌連任台北縣長，得票五成一，小贏五萬票，但二ＯＯ四年陳水扁連任只得票四成七，北縣反而輸十三萬票。二ＯＯ五年扁政府貪腐已被揭發，儘管蘇以現任縣長全力輔選羅文嘉，卻只得票四成四，大輸十九萬票。二ＯＯ八年總統大選，民進黨聲勢已因扁案跌到谷底，儘管蘇身為副總統參選人，謝蘇配北縣得票仍慘跌到三成九，大輸近五十萬票。

換言之，如果民進黨有心進取總統，就不能幻想地方民意可以加總累計成全國民意，因為在總統大選中，全國民意往往更受制於首都輿論，北台灣尤其如此。二ＯＯ六年九月，北市爆發紅衫軍百萬倒扁圍城，南台灣綠營原本不以為然，但在兩年後總統大選，這些首都輿論卻如星火燎原席捲全國，造成民進黨創黨以來的最大挫敗。

除了輿論劣勢之外，民進黨還要正視南北差距的不利現實。至今年元月，泛綠執政縣市（雲嘉南高屏加宜蘭）人口只有八百零六萬，但光是北台灣（北北基加桃竹苗）人口已高達一千零三十三萬；另以經濟產值比較，北台灣更高居全台灣七成以上。人口少數加上經濟劣勢，民進黨即使守穩南台灣，也難以撼動全局。展望總統大選，民進黨更必須正視搶攻全國輿論高地的挑戰。

由此切入，才能凸顯出蘇貞昌轉戰首都的戰略意義，畢竟坐守三席對民進黨而言，並無政黨輪替的戰略價值。更何況贏得北縣，並不足以對北台灣產生引導作用，更遑論輻射影響到全國動向。不管是北縣、大高雄或大台南，都不足以創造民意新主流，只有首都對決才能激出扭轉全局的能量。

台北市具有全國領導地位，是總統大選的戰略高地，也顯示在台灣三位民選總統的相同資歷。不管是李登輝、陳水扁或馬英九，都出身台北市長，這絕非歷史巧合。當選台北市長固然並不保證總統勝選，但不經首都選戰，要想建立全國領導人地位，不管對政黨或政治人物，恐怕都很難成功。

都怪泛藍選民不投票?

歷經幾次立委補選和縣市長選舉，坊間（尤其是泛藍代表）逐漸流行兩種似是而非的論調：

一、國民黨敗在泛藍選民投票率低，民進黨贏在泛綠選民投票率高。

二、泛藍選民黨性較弱，較易受制於短暫情緒或個人好惡；泛綠選民則黨性強悍，即使有不滿情緒，仍會堅守黨性含淚投票。

這種把選舉成敗歸咎到藍綠選民的本質性區別，不但不符合政治學理，也不符合台灣選舉現實。首先就學理來說，政黨板塊並非堅固不變，深藍或深綠選民並非多數，更多是隨時轉向的中間選民，尤其在單一選制下，即使投票率低到四成以下，強硬意識型態或特殊利益代表，也不可能高過代表主流民意的中間選民力量。

如果政黨板塊始終不變，英美等長期採取單一選制的老牌民主國家，豈有可能發生大規模政黨輪替？以英國為例，一九七九年英國保守黨贏得三分之二選區，但過了十八年，一九九七年英國工黨也同樣贏得三分之二選區，顯示高達三分之一選區發生政黨輪替。類似情形也發生在美國，今年一月民主黨控制長達三十年的麻州參議員選區，也同樣逆轉敗給共和黨，但不過在一年多前的總統大選，民主黨歐巴馬還在麻州贏了百分之二十。

同理看台灣選舉，也絕非泛藍或泛綠等二分法可以理解。以桃園為例，成為泛藍地盤不過是最近十年的事。不要忘了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即發生在桃園，當時許信良脫黨參選仍能贏得縣長。事隔二十年，一九九七年桃園縣長選舉，呂秀蓮還以五成六得票勝選，桃園顯然並非泛藍禁臠。

桃園成為泛藍地盤，關鍵在二ＯＯ一年朱立倫參選，民進黨得票跌到四成四，二ＯＯ五年朱競選連任，不但縣政名列全國前茅，又逢扁政府貪腐剛被揭發，民進黨得票跌到三成八。可見在單一選制下，候選人形象和當時大環境，實為影響主流輿論和中間選民的兩大關鍵。同樣在二ＯＯ九年，馬政府無能已漸露端倪，儘管民進黨鄭文燦匆忙上陣，得票率卻立刻反彈到四成六。

　　另如更被視為泛藍地盤的花蓮，一九九二年民進黨主席黃信介親征，花蓮還被視同「民主沙漠」，結果黃卻驚險勝選，國民黨還被揭發選舉作票。一九九七年縣長選舉，民進黨儘管並未獲勝，得票率仍在一對一之下衝到四成三。

　　自二ＯＯ一年起，由於親民黨崛起，花蓮逐漸成為三足鼎立，反而夾殺了民進黨發展空間。二ＯＯ一年縣長選舉，國民黨得票三成九，親民黨二成八，民進黨跌到三成一。二ＯＯ三年縣長補選，國民黨空降謝深山，得票再次突破五成，民進黨跌到二成九。二ＯＯ五年謝競選連任，民進黨更跌到一成九，創歷史新低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即使在泛藍更強的花蓮，也曾出現黃信介爆冷門的短暫插曲，顯見候選人因素的重要，而且只要是一對一，民進黨也能在地方派系夾縫中，維持四成以上得票。謝深山重挫親、民兩黨，與其說是國民黨坐大，不如說是個人因素使然。而民進黨得票一度跌破二成，也是候選人和大環境連累所致。

總之，單一選制下的政黨勝負，候選人和大環境才是關鍵，多數中間選民隨時可能轉向，絕非堅固不變。如果國民黨始終認定馬總統的七百六十多萬張票就是所謂「泛藍選民」，因而把選舉挫敗歸咎於「泛藍選民不投票」，顯然並未掌握問題核心。畢竟中間選民並不屬於任何政黨，他們更受主流民意影響，國民黨該檢討的並非選舉動員力的下降，而是國民黨脫離主流民意，導致中間選民不再支持國民黨候選人。

二ＯＯ五年縣市長選後，初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發表勝選感言：「這次勝利真正的贏家是台灣人民。國民黨沒有打敗民進黨，是民進黨打敗了自己」。同理，面對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和幾次立委補選的挫敗，我們也要說，台灣人民仍是真正贏家，民進黨沒有打敗國民黨，是國民黨打敗了自己。

從機場消長看台韓盛衰

　春節期間，國際機場協會（ACI）公布全球服務最佳機場排名評比，桃園機場滑落到廿七名，韓國仁川機場則繼續維持二○○五年以來的世界第一。

　桃園機場於一九七九年啟用，當時是亞洲最具現代化的國際機場，甚至還吸引新加坡來台考察，八一年啟用的新加坡樟宜機場曾以桃園機場為範本。當時韓國只有金浦機場，不管是設備或服務，都落後台灣甚遠。

　但韓國在八八年主辦奧運後，隨著國際視野提升，決心規畫新機場工程，包括人工填海造陸，花了將近十年建成仁川機場，於二○○一年啟用。不過五年，就躍升為全球服務第一名，從此蟬聯后冠至今。

　就聯外交通來說。仁川機場早已與首爾地鐵接軌，並有機場快線連結金浦機場，今年還將完成直達首爾的機場快線。反觀台灣，桃園與松山機場至今仍無快線連結，直達台北的機場捷運工程嚴重落後，至少要到二○一四年才能通車。

　另就進出旅客來說，仁川機場早已超過桃園機場。以二○○八年為例，仁川機場為三○一七萬人次，桃園機場只有二一九四萬人次。另以同年進出貨物來說，二者相差更遠：仁川機場為二四二萬公噸，桃園機場只有一四九萬公噸。

　聯外交通相對完整，凸顯出韓國政府當局的規畫效率；服務品質冠於全球，更凸顯出韓國政府的旺盛企圖心；客貨運量跳躍成長，則凸顯出韓國經濟的迅速崛起。

　桃園與仁川機場的消長，只是台韓經濟盛衰的縮影之一。就在今年年初，傳出韓國與迦納簽約造屋，合約金額高達一百億美元，最近剛完成的杜拜塔，三星集團也是首要承包商。更驚人的突破，是韓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簽訂四座核電廠建造合同，包括後續營運和維修，總金額高達四百億美元。這是韓國參與的第四次國際競標，終於打敗美法日三國，首次獲得成功。

　和台灣一樣，韓國也從七○年代開始發展核電，至二○○五年，已有二十座商用核電機組，發電量居世界第六。但與台灣不同的是，韓國自始即強調自主研發，分別從美國、法國、加拿大引進核電技術，至一九九五年已擁有九成技術，預估在二○一二年完全自主。更重要的是，韓國政府還把核電與汽車、半導體、造船產業相提並論，定位為韓國未來四大出口產業，目標是二○三○年輸出八十座核電廠，總金額四千億美元，占全球市場百分之二十。

　韓國核電輸出取得歷史性突破，是今年元月的全球大事，國外媒體無不大肆報導，反觀台灣卻無人理會，如不是李家同教授投書提醒，台灣恐怕還在孤芳自賞之中。李教授提到，當他把韓國輸出核電的消息告訴清大工學院學生，「全體鴉雀無聲，從他們的嚴肅表情看來，可以想見內心的沉痛」。

　誠如李家同所說，台韓最大不同，在於「韓國有野心，也有耐心。他們老是想做領先者，也肯耐心下苦功，十年寒窗下來，也真的出頭了」。從同樣基礎出發，韓國核電已把台灣拋在腦後；從相對落後起跑，韓國仁川機場也已遙遙領先。

　類似的對比沉痛，還包括韓國造船、汽車、半導體、面板等硬產業的全球崛起，到韓國寬頻網路、線上遊戲、韓流等軟產業的領軍亞洲；到韓國主辦奧運和世足賽、躍為體育大國、全面改造首爾，到加入OECD、出任聯合國祕書長、以及即將主辦G-20經濟高峰會。不管何者，韓國總是定位明確、態度堅定，對比出台灣的定位困惑、猶豫不決。

此馬非彼馬的領導對比

最近馬英九和歐巴馬同樣面對選舉失利和民調下滑，不約而同展開路線調整。弔詭的是，兩人變革方向正好相反，頗能對照出兩人的領導格局。

歐巴馬在民主黨票倉麻州參議員補選挫敗後，認為問題出在政策太弱，決定轉向人民優先，力求向外擴大支持，爭取中間選民。歐隨即把「公平分配」和「搶救失業」列為施政目標，先後推出管制銀行投機的金融改革、擴大中小企業貸款、推動全民健保，並誓言未來五年將出口倍增，創造兩百萬新就業。

反觀馬英九在國民黨立委補選挫敗後，卻認為問題出在政黨太弱，決定轉向固本優先，力求向內鞏固基本，擁抱深藍選民。馬隨即走訪深藍基層，企圖重溫舊夢，還將恢復有違公平、遭監院糾正取消的榮民喪葬照護金，監院要求追繳退休將領溢領的年終慰問金，國防部也不配合。為了凸顯深藍論述，還將籌拍「國父傳」電影凸顯中華民國建國百年，更首度把蔣介石遺物列為「國家重要古物」。

歐巴馬回歸人民本位，坦承執政失敗，誓言「寧可只當一任好總統，不當兩任平庸總統」，全力整頓政府政策。他在國會演說訴諸人民，呼籲兩黨聚焦經濟問題：「人民失業了，他們受到傷害，需要我們幫助」。他向民主黨喊話：「我們仍然擁有幾十年來的最多席次，人民期待我們解決問題，不是逃避問題」。他同時也向共和黨喊話：「不要遠離改革，尤其當改革如此接近我們，讓我們一起為人民找到出路」。

反觀馬英九卻回歸政黨本位，不但不坦承執政失敗，不重視政策改革，反而回到政黨對決，默許金溥聰製播電視廣告打擊在野黨，企圖激化藍綠對立。馬要求立院黨團召開臨時會，只關心攸關政權保衛的地方改制，民生議題一概從缺。馬改換黨秘書長的首要任務，除了選舉還是選舉，優先目標不是落實選舉承諾，而是政黨改造，誓言在三年內把國民黨轉化為「選舉機器」。

只關心選舉和深藍選民，不關心民生和中間選民，馬對經濟現實的判斷，往往脫節令人不可思議。例如今年元月，馬突然表示現在是買台股的最好時機，甚至還公開聲稱台灣經濟已經「Ｖ型復甦」，結果台股竟應聲暴跌八百多點，外資連續賣超八百億，甚至還跌破半年線，害無數股民再度套牢。馬把股市出現反轉誤解為「Ｖ型復甦」，這種經濟見識堪稱全球唯一，即使是經濟傲視全球的中國領導人，面對欲振乏力的國際經濟現實，也不敢如此誇口。

同樣面對選舉失利，同樣面對民調下滑，但領導視野不同，施政格局不同，卻使歐巴馬和馬英九做出近乎相反的判斷抉擇。看到歐巴馬回歸人民走向未來，對比馬英九回歸深藍走回過去，我們只能感嘆國家的幸與不幸，並不在國情不同，而在領導不同。

地方改制再次凸顯領導無能

行政院版「地方制度法」一變再變，國民黨要求立院為此召開臨時會，二者都凸顯出馬政府的領導無能，令人痛感不可思議。

首先是改革策略錯誤。早在去年五月，立院即修正通過地方制度法，何以當時馬政府決定二階段改制，只先處理縣市合併升格，卻不同時處理鄉鎮市長民代的定位問題？畢竟五都立委普遍支持縣市合併升格，卻受制於鄉鎮市長民代輔選壓力，當時若能一併推動，顯然較易訴諸升格利多爭取民意支持，並能借力使力降低基層公職反彈。如此明顯有利的一階段改制，何以馬政府偏不採用，竟要自找麻煩分為二階段處理？

其次是改革動力薄弱。縣市既已合併升格，當然要自動適用直轄市法規，豈有延選一屆或薪資補貼之理？對比當年廢除國大，並無國代敢犯眾怒要求退職補貼，即時是凍省略有妥協的省諮議會，編制也從原本七十九席大幅縮減到最多二十九席，均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任命，亦無自動轉任餘地。

不管是廢除國大或凍省改革，當年李登輝政府都強勢領導，堅持原案通過，反對派並不敢違逆改革潮流。相形之下，馬政府的弱勢領導，卻使地方改制彷彿自認理虧，進而感到愧對基層，不但黨政高層莫衷一是，反對派也公然討價還價，甚至嗆聲退黨杯葛。原本可以大張旗鼓改革、可以降低區域發展差距、提升地方競爭力的改制議題，在馬政府手中反而淪為各方較勁、動輒得咎的燙手山竽。

改革策略錯誤，加上改革動力薄弱，導致原本可以理直氣壯、經兩院共同研議通過的改革大業，淪落為低聲下氣、訴諸立院臨時會強制表決的政治算計。以行政院版地制法來說，最引人詬病的首推鄉鎮市長自動延任，取消新任五都首長的人事任命權，這不但有違憲之虞，甚至還有政治綁樁之嫌。畢竟以目前五都選情而言，藍綠各擁二席穩固地盤，最可能變天首推國民黨執政的新北市。一旦行政院版通過，民進黨即使贏得新北市長，也不能更換多為國民黨籍的現任鄉鎮市長。如此限制新任民選直轄市長的人事權，根本完全違反民主政治原理。

更不可思議的是，儘管握有國會四分之三優勢，馬政府的領導無能卻日益嚴重，不但無法掌握改革形勢，也無法區分議題輕重。例如上會期通過行政院組織法，算是政府改造的難得成就，馬政府卻怠於宣傳，國人至今仍不了解改革意義。儘管產創條例攸關投資台灣，但馬政府在朝野爭議下，卻不急於列入臨時會議程，讓產業界痛感意外。相形之下，只須在六月前公告實施即可、至今仍充滿爭議的地方制度法，馬政府卻視為最緊急優先，甚至成為臨時會的唯一議題。

馬政府如此慣於製造政治驚奇，也難怪大家都要自求多福或自力救濟。

馬新中間路線的盲點

馬英九「不統、不獨、不武」的新中間路線，最近頗遭到兩岸統獨陣營批評，但他卻愈走愈堅定。元旦文告中，馬辯稱「這不是消極維持現狀，而是積極爭取一段足夠長的時間，讓台海持續和平發展，讓兩岸人民透過經貿文化的深度交流合作，增進了解，淡化成見，並在中華文化基礎上，為兩岸爭議尋求務實可行的出路」。

基於這種「以時間換取空間」、「以和平暫緩統獨」、「以發展暫緩政治」的信念，馬批評急統急獨都是「躁進選擇」，都會「引起嚴重的對立紛擾，沒有一方可以獲利」。馬呼籲走出「統獨對立的老議題」，認為「始終停留在過去，改革與進步必然停滯不前」。為了鞏固兩岸和平發展，爭取兩岸和平紅利，他提出ECFA兩岸經貿架構，希望藉此突破統獨困境，為兩岸關係制度化開闢新出路。

問題是，馬政府認為ECFA只是純經濟議題，可以擺脫統獨糾纏，這種看法顯然過於天真。畢竟ECFA是否涉及統獨，並不能只咬文嚼字從協議是否包括「一中」等政治用語來判斷，還要從ECFA可能帶來的政治效應來解讀。

以統派為例，並不期待ECFA將納入「一中」，而是擔心ECFA可能成為馬政府無限期拖延兩岸政治談判的方便架構，逐步以「和平發展」取代「和平統一」，使台灣「先經後政」徒具虛名。

更何況，馬曾在去年年底表示台灣將以WTO模式──亦即以「台澎金馬單獨關稅領域」（TPKM）名義與中國大陸簽訂ECFA，簽訂後還將送WTO登記，自動適用WTO最惠國條款。果真如此，ECFA等於為台灣找到突破一中窠臼的兩岸新模式，統派恐怕更難容忍。

對獨派來說，並不認為ECFA將納入主權，而是擔心ECFA可能成為中國推動「以通促統」、「以民逼官」、「以商圍政」的新起點，逐步以「和平消化」取代「和平發展」，使台灣「先經後政」流於空想。

更何況，馬執政一年多來，早已對中國再三退讓，包括避談六四、不見達賴、拒熱比婭訪台，與馬元旦文告標舉「我們應該有自信，對臺灣價值與制度充滿信心」的說詞大相逕庭。獨派認為ECFA將使台灣「鎖進中國」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，例如代表美國主流的＜外交事務＞（Foreign Affairs），元月號也指出馬正逐步把台灣「芬蘭化」，主動滑入中國的勢力範圍。

面對統獨陣營對馬新中間路線的質疑，馬如果只會扣上急統或急獨帽子，堅稱ECFA與兩岸政治無關，恐怕只會招來逃避問題的指控。ECFA政治效應其實兼具統獨，很可能是「架構有利獨派，實質有利統派」，意即WTO模式避開一中窠臼，有助於台灣開創出兩岸新模式，但擴大兩岸自由開放，也將導致台灣經濟更依賴中國，使台獨空間受到壓縮。

馬英九的新中間路線，對統獨是一刀兩刃，這對統獨長期對立的台灣，幾乎無可避免。但忌諱的是不正視現實，誤導人民相信ECFA只是純經濟議題，避談ECFA的政治效應。這不是太過天真，就是太過權謀，不管何者，都太低估人民的政治智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