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岸善意政治的結束

馬英九意外批准達賴訪台，引發北京高度不悅。更意外的是，馬明知此舉必將引發北京反彈，決策並未事先照會。這種前恭後佢、內政突然高於兩岸考量的決策模式，已使好不容易累積的兩岸信任備受衝擊。

類似美軍直升機抵台救災，達賴訪台祈福也未必具有政治性。但對北京來說，前者涉及中美角力，後者涉及統獨矛盾，自然高度警覺。兩相比較，達賴訪台屬於北京對外關係的「三個不能碰」（藏獨疆獨、台獨、六四），政治敏感程度遠高於前者，但馬卻反其道而行，只對美軍來台事先照會北京。

可預期的是，馬必將全力亡羊補牢，全面降低達賴訪台的政治意涵，即使如此，馬令人難測、前後不一的兩岸決策模式，勢將成為北京要求解決的問題。換言之，達賴訪台並非重點，批准訪台的決策邏輯才是關鍵。達賴訪台的兩岸危機，並不在達賴或朝野的短暫言行，而在兩岸信任的突然頓挫。北京對馬恐將開始觀望，善意政治的氛圍不再，「經濟優先」將遭質疑，「政治優先」也可能抬頭。

上任一年多來，馬始終把兩岸突破視為最大政績，但從三通到三次江陳會，從世衛觀察員到參與世運，到未來聽奧和ECFA，無不仰賴北京的善意配合。北京所以屈從兩岸經濟優先，默許台灣國際空間，並非出於自願，而是因為擔心民進黨取而代之，必須給國民黨政府更多兩岸成果。

問題是，北京的善意配合並非毫無上限，亦即馬政府必須符合「以通促統」的大戰略，才能遏止政治優先路線的抬頭。對北京而言，馬的第一次出格，是任命親李人士賴幸媛接掌陸委會，但馬以上有國安會做為轉寰，加上後來爆發川震，馬政府和台灣人民的熱情捐輸，使北京縱有不滿也難以發作。

如今，馬突然依循李扁，不經照會批准達賴訪台，可說是馬對北京的第二次出格。即使馬辯稱並非主動，只基於人道考量，但馬迫於內政竟而導致兩岸變數的決策模式，已使北京大為警覺。在北京眼中，馬的領導過於軟弱，亦無穩定的兩岸戰略可言，隨時可能因為政治壓力推翻兩岸默契，甚至可能基於短期的民調考量，不惜滑向獨派訴求。

這種恍然大悟，可能使北京不再委曲求全，對馬的善意配合，也不再視為當然。畢竟，北京對馬的政經分離早已不耐。從去年歲末發表「胡六點」，到今年國台辦主任王毅的美國談話，都一再呼籲兩岸政治對話，但馬從未回應。一年多來，北京對馬的不滿，只是隱忍不發而已，達賴事件卻可能變成導火線，提供北京要求馬政治表態的突破口。

馬英九批准達賴訪台，可能導致兩岸經濟優先的善意政治提前結束，這對台灣來說未必是壞事。畢竟長期穩定的兩岸政策，不可能只奠基於北京善意，「只談經濟、不談政治」其實只是馬政府一廂情願的幻想。達賴事件固然導致北京夢醒，卻也是促成兩岸回歸基本面，正視兩岸價值差異和政治分歧的起步。

清官殺人與剛愎誤國

救災無能，決策混亂，每個政府多少都有，但無能到自以為是、知識傲慢、拒不認錯，始終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已經超乎政府常情。自己離譜卻不自知，不禁令人想起《老殘遊記》對麻木官僚的形容：「贓官可恨，人人知之，清官尤可恨，人多不知。蓋贓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為非；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，何所不可為而剛愎自用，小則殺人，大則誤國」。

直到第七天，救人已經無望，馬英九才召開國安會議，重點是「災後重建」；反觀十年前九二一，李登輝當天就通過十五項決議，重點是「全力救人」。直到第七天，馬才動員國軍五萬人救災；反觀九二一，第一周已經投入國軍十三萬六千人，但劉兆玄竟公開表示「這次救災比九二一速度快，至少我的評價是很快」。

災變第一晚，政府毫無警覺：馬英九參加幕僚婚禮長達九十分鐘，劉兆玄探視災區卻改住國軍英雄館。救災黃金七十二小時，中央無人統籌，各部會互踢皮球：遲不進入緊急狀態，遲不動員國軍救災，遲不爭取國際援助。儘管救災急如星火，國防部對派兵救災，卻一再重申「須依程序申請」。慢與亂延燒到地方，前進指揮所形同虛設，地方求救中央無門，中央地方互相指責，災民看不到政府救援，只好轉往媒體哀嚎求助。

面對救災不力，馬英九先怪「氣象不準」，接著怪「地方不力」，然後怪「災民不撤」，劉兆玄則怪「媒體外行」，兩人的共同特色，就是永遠自我感覺良好，永遠只怪別人，永遠怪不到自己。政府分明拒絕外援，卻一路遮掩到第六天，直到外交部公文被媒體踢爆才低頭。

馬英九自認最懂法律，堅持不發布緊急命令，認為災害防救法已經足夠。問題是後者只能局部救災，事權分工過於細密，並不足以因應縱跨二百多公里的八八水災。而且緊急命令允許政府使用公有非公用財產，允許政府簡化協助災民行政程序，二者並未納入災害防救法，都將造成未來重建工作的困難。

馬英九自認最守原則，堅持救災體系是「地方負責，中央支援」，堅持不在第一時間統籌指揮，不在第一時間派兵馳援。問題是地方救災體系早已殘破不堪，鄉鎮政府甚至也淪為受災戶，但面對災民遍地哀嚎，馬英九卻堅持照本宣科，直到第五天確認小林村慘遭活埋才大規模動員國軍到救災前線。

知識傲慢，所以自認最懂法律；孤芳不染，所以自認最守原則。但傲慢與不染，卻造成違反常識的自以為是，造成緊急決策的自我封閉，不但與各級政府溝通困難，也與基層人民感受脫節，結果是清官殺人卻不自知，剛愎誤國卻不自省。

這種源自領導人性格的剛愎誤國，八八水災只是驚醒人民的一記痛擊，一年多來，類似事件早已層出不窮。例如在金融海嘯後，馬政府始終不願正視經濟成長保六無望，直到去年十二月還堅稱「今年成長不會是負數」，與人民感受完全脫節。政府缺乏危機意識，導致早在去年七月通過的擴大內需預算，直到年底竟然還沒發包，結果失業反先破六，造成許多百姓家破人亡。

另如推動兩岸ECFA，馬政府至今只會一味凸顯零關稅利多，卻從未和受害產業溝通，也不曾提出令人信服的失業衝擊評估，更不曾擬定受害產業和失業民眾的善後方針。決策瑕疵如此嚴重，馬政府卻不斷預告明年第一季就要簽訂。

陳水扁貪汙誤國，人民共棄；馬英九剛愎誤國，也該到了人民共同聲討的時刻。

制衡消退的馬英九時代

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，不但開啟了名符其實的馬英九時代，同時也導致台灣民主化以來空前的權力集中。吳伯雄裸退和連宋淡出，意味著領導權的獨尊；曾永權輔選和王金平低頭，意味著立法院的輸誠；主導縣市長和立委提名，加上未來的直轄市區長停選，意味著中央對地方的直接控制。

馬英九時代的首要特徵，是制衡力量的全面消退，不管是黨內黨外。相較於蔣氏父子，馬不再受制於少數統治；相較於李登輝，馬不再受制於黨內非主流；相較於陳水扁，馬無須受制於國會和媒體；相較於胡錦濤，馬無須受制於集體領導；相較於李明博和歐巴馬，馬無須受制於在野黨。

在憲政運作上，總統兼任黨主席要付出政治代價。首先是雙首長制的屏障消失，閣揆變成總統執行長，不再與總統分工事權，馬必須承擔所有決策責任。其次是全民總統的地位消失，馬不再具有曖昧或獨立空間，所有決策都直接代表國民黨，不能自外於國共論壇、立院黨團或黨提名人言行。

馬寧可放棄閣揆屏障和全民光環，寧可直接面對政黨競爭，既顯示他對執政現狀並不滿意，也顯示他對親臨火線充滿使命。掌握黨機器，不只為了掌握立院黨團和黨內提名，同時也為了標舉路線和落實政策。馬的人事改組恐怕不只針對黨政體系，還將擴及立院黨團乃至立院龍頭人選。未來縣市長或立委選舉，馬也可能強勢介入，逼退爭議人選或空降擁馬明星。

人事改組既定，馬的黨改造工程也將陸續展開。最可能的策略，是結合媒體和社會力，加速國民黨組織轉型，包括全面出清黨產、縮編職業黨工、結合議題造勢、結合企業社團、扶植擁馬團體、擴大青年參與等等。

儘管馬老是自我類比成蔣經國，但他所改造重生的國民黨，將和蔣的黨國體制大相逕庭，反而更像日本小泉領導改造的自民黨：亦即透過民粹領袖的議題設定，經由媒體造勢號召基層擴大活動，藉此不斷擴大選民支持。馬英九時代的國民黨，將比蔣經國時代更加理直氣壯、更懂媒體造勢、更不怕政黨競爭。

可預期的是，馬正式出任黨主席的首發議題，將是全方位的ECFA保衛戰。由於兩岸簽署時程很可能在明年第一季，加上年底縣市長選舉在即，九月後的朝野攻防必將十分激烈。制衡力量的全面消退，加上新國民黨的初試啼聲，將使民進黨面對空前的競爭壓力。

馬總統兼任黨主席，國民黨的改造重生，對台灣民主將是一大衝擊。如果民進黨遲遲無法團結對外，無力強化議題造勢，無能提升政策競爭，面對擁有空前權力的新民粹領袖馬英九，恐將危機重重，甚至還可能使台灣民主倒退，讓一黨獨大成為長期局面。

正視馬英九時代的來臨，如何重新集結制衡力量，使台灣民主找到新的活力生機，將是民進黨責無旁貸的歷史課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