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對ECFA 要有理有節

陳雲林二次訪台，民進黨再度發動群眾示威，抗議兩岸即將啟動ECFA，儘管這次江陳會已經表示不處理ECFA議題。去年十一月陳雲林首度訪台，民進黨也發動群眾示威，抗議江陳會「以經濟利益交換主權」，儘管上次江陳會主要處理兩岸三通，與主權並不相干。

兩次群眾示威，上次針對主權，這次針對ECFA，但都不是兩次江陳會主題。民進黨的抗議主軸，顯然並非針對江陳會，而是針對國共兩黨。問題是陳雲林在中共領導級別不高，江丙坤也不足以代表國民黨高層，兩人只是處理非關政治的經濟議題，民進黨卻以高規格示威相待。這種抗爭策略不但文不對題，而且不符比例，未來恐怕會自尋苦惱。

首先談兩岸政策。只要兩岸繼續交流，海協會會長陳雲林每年來台，幾乎已成慣例。民進黨在如此低階議題即抗爭至此，是否意味著反對兩岸簽署任何協議？更何況，這次江陳會四大議題，甚至有部分扁政府也曾提出（例如避免雙重課稅、漁工管理），民進黨如何自圓其說？

其次談抗爭策略。民進黨在如此低階議題即啟動高規格示威，未來一旦涉及兩岸政治議題，如何升高抗爭策略？群眾運動仍須講究比例原則，不分議題訴諸高規格對抗，不是造成高低議題混淆，就是造成群眾運動疲乏。群眾動員固然可以凝聚基本盤，但能否擴大中間選民支持，仍將涉及議題是否精準，以及抗爭是否適度。每逢陳雲林來台必反，每反則必訴諸高規格，恐怕並不夠高明。

最後談ECFA。民進黨示威主題「破黑箱、顧飯碗」都是針對ECFA而來，問題是ECFA並非第四次江陳會主題，下回才是重點，但第五次江陳會將在對岸舉行，民進黨並不可能跨海抗爭。就此而言，民進黨這次高調動員，其實是針對難以跨海抗爭的第五次江陳會的提前預演。

但既是提前預演，難免遭人批評文不對題，加上場內場外雞同鴨講，人民感受也不真切。真正的ECFA對抗高潮，恐怕要等到確定兩岸早期收穫清單，確認受損產業和失業衝擊之後，才能大規模展開。

弔詭的是，民進黨提前政治施壓，反將為國民黨醞釀更多談判籌碼，借力使力在下次江陳會為台灣爭取更好條件。在國民共三黨角力中，民進黨愈早發動群眾抗爭，愈將主題定位為政治對抗，反將使國民黨水漲船高，在國共合作上取得更優越地位。

換言之，民進黨反對ECFA，不但要講道理，也要講節奏，否則恐怕只能鞏固基本群眾，只能為人作嫁。畢竟面對崛起的兩岸經濟，以及面對東協加一的經貿現實，台灣原本就不可能只有政治抗議，卻對兩岸不正常現狀或對外經濟困局無計可施。

同理針對ECFA，民進黨也不能只有空泛的反對立場，必須提出避免台灣經貿邊緣化的替代方案，以及受損產業和失業工農的補助措施，才能建立取而代之的公信力，否則不但將坐實了國民黨執政才能解決兩岸經貿問題的刻板印象，也將使民進黨淪落到只能扮演兩岸黑臉的次要政黨地位。

馬英九的危機才剛開始

從席次或得票率來看，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只是小輸，但深究選情，卻是馬英九的空前重挫：馬最用力的呂國華落選、馬最認同的吳威志慘敗、馬最討厭的傅焜萁大勝。全台候選人幾乎無人以馬為號召，馬不但魅力盡失，欽定候選人也全軍覆沒。

但馬並不承認「敗選」，更不承認「執政失敗」，他依然自我感覺良好，並未看出領導危機。在選後聲明中，馬九次歸咎到「大環境影響」，認為選舉頓挫只因為經濟低迷。

問題是，即使今年第一季經濟跌到谷底，馬支持度仍能過半，反而在逐漸回春的第四季，馬政府民調卻跌到低點。敗選關鍵，顯然不在經濟低迷，而在人民對政府感受日益惡化，尤其對執政不力和領導無能痛感憤怒失望。

馬政府威信墜落，主要發生在最近四個月內。從八八救災不力、到美牛進口風暴、到揚言調漲健保、到稅費物價齊漲、到隨扈維安過當，政府決策自以為是，官僚遠離民間疾苦，政策方向莫衷一是，政府承諾隨時跳票，久而久之，不但讓人民痛感生計難熬，更痛感政府無能透頂。

執政一年半，馬政府主要政績是兩岸開放，但政府只顧成長不顧分配，不管是開放三通或擴大中國採購，受惠對象多限於台商，陸客來台成效不彰，人民並無感受。反倒是中資來台啟動房地產飛漲，貧富懸殊迅速惡化，造成更多民怨。

馬政府只顧台商利益的兩岸開放，已經愈來愈等同於「兩岸資本聯手、不顧中小企業、不顧中下階層、不顧中南部」的代名詞。這次縣市長選舉，國民黨在農業和傳統產業地區倍感艱辛，實已反映出當地人民對ECFA將導致更多失業和產業衝擊的憂心。

馬政府反駁，早已承諾ECFA不會開放大陸勞工和農產，問題是馬政府連美牛都擋不住，面對更刁鑽的中國談判對手，馬政府既有求於人，豈有可能毫不讓步？至於產業衝擊和失業，馬政府過度樂觀預估，也與人民感受相差很遠。

執政不力導致人民不滿，領導無能導致信任危機，加上生活改善遲不見效，政府承諾遠離現實，中資來台令人恐慌，政策一面倒向台商，各種民怨匯聚爆發，終於造成國民黨縣市長選舉的空前失利。

反觀民進黨，得票率回升到四成五基本盤，已經成功拋除扁案包袱。由於在農業和傳產縣市大有斬獲，民進黨面對陳雲林二次訪台和明年第一季ECFA談判，必將訴諸更強大的全國反制。結合明年五大都會選舉，反制ECFA將不再只是統獨之爭，更將結合受損產業和中下階層，愈來愈凸顯分配議題和階級鬥爭。

光芒盡失的馬英九，敗選只是危機的開始。過去馬可以靠民調光芒和媒體袒護掩蓋領導問題，未來已經毫無遮掩，必須親自面對赤裸硬仗。不管是府院黨決策常有落差，或是周邊親信能力不夠，或是欽定人選不足成事，所有矛頭都會毫不留情，直接指向馬英九本人。

更嚴峻的是，民進黨在恢復自信後，也將趁勝追擊，擴大批評馬政府一面倒向中國和只顧台商利益。未來馬政府對中國的過當禮讓，勢將引來更大抨擊；馬政府對分配議題的忽視低估，也將引來更大抗爭。

馬英九光芒盡失，好比褪去國王新衣。突然之間，人民不只知道國王裸體，同時也公開指責國王裸體。媒體再友好，也不能再為國王包裝了。

正視美國親中的兩岸危機

歐巴馬訪中之行，美國媒體普遍失望，不但批評歐過於示弱，同時也認為中國毫不讓步，美國空手而回。台灣媒體也普遍認為美國向中傾斜，甚至有藍營學者解讀為「中共對美外交工作的大勝利」。民進黨觀點類似，認為中美聯合聲明首次出現「美方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」說法，是「台美關係的大倒退」。

奇怪的是，國民黨政府卻獨排眾議，完全否認台美中三角關係出現危機。外交部長認為「台美溝通順暢，不會有任何意外」。外交部發言人辯稱「尊重中國主權完整並未提到台灣是中國一部分」，勸外界不要「雞蛋裡挑骨頭」。馬總統更自我感覺良好，甚至主張「現在是台美關係六十年的最好時刻」！

這種自以為是的唱反調，連藍營學者也難以苟同。如蔡逸儒所說：「就聯合聲明而言，如果台北事前不知內容是失職，如果已知而無法阻止是無能，若不告訴人民真相則是愚昧」。不管是失職、無能或愚昧，都凸顯出問題嚴重性。

問題有多嚴重？呂秀蓮講得最直接了當：「過去美中針對台灣問題，往往以各說各話方式呈現，但這次卻有很多中國主張，美國都說雙方同意」。

聯合聲明首度出現「雙方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，均不支持任何勢力破壞這一原則，尊重彼此核心利益」，而且只出現三公報、不出現「台灣關係法」。據此，中國必將擴大解釋為「美國尊重中國主權，反對台獨」（柯林頓只提「不支持台獨」，從未提「反對台獨」），甚至進一步要求美國尊重中國「反分裂國家法」（布希反對「反分裂國家法」）。如果美國不表異議，等於承認台灣是中國內政問題，美國將失去兩岸的戰略平衡角色。

聯合聲明還肯定中國中央軍委會副主席十月訪美成果，表示將「採取具體措施推進兩軍關係持續向前發展」。問題是，中國軍方訪美主訴求，就是「美國對台軍售是中美關係障礙」。美國接受這段文字，隱含著對台軍售可能出現變數。

聯合聲明中，美國還「歡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」，更「期待兩岸加強經濟、政治和其他領域的對話與互動」。這不但顯示美國肯定中國「兩岸和平發展」論，也隱含美國期待兩岸走向政軍談判，已經超越雷根以來的「不促談」基調。

更重要的是，美國正視中國崛起現實，表示「歡迎一個強大、繁榮、成功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」，並將美中關係定位為「應對二十一世紀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」。為了爭取中國合作，美國不但否定「中國威脅論」，也不再凸顯民主人權重要性。

美國如此讓步示弱，從尊重中國主權，到正視對台軍售，到期待兩岸和談，到歡迎中國崛起，到避談民主人權，都顯示美國霸權的式微，也顯示美國現實主義的抬頭。從更長遠歷史看，歐巴馬訪中只是美國因應中國崛起的初步反應，未來美國肯定還會有更多令盟友失望、令台灣心寒的親中事件。

就此而言，「台美關係大倒退」不過是美國因應中國崛起的連鎖效應之一。民進黨固然指出問題，但憤怒並不能解決問題。反觀國民黨卻像鴕鳥般，完全看不見中國崛起導致的台美關係危機，這種不正視危機的執政黨，才是台灣真正的危機。

一味討好不會換得尊重

最近馬政府輕率承諾美國牛肉進口，引起全國憤慨。可怪的是，不但衛生署長在第一時間為美國辯護，在野黨要求重啟談判，外交部也立刻表示有損國家信譽。台灣分明遭到美國霸凌，政府卻完全漠視民氣可用，這樣自侮自輕的政府，也難怪美國不當回事。

反觀韓國，原本李明博政府同意開放三十個月以上美牛進口，但歷經五十萬人上街抗議、一千八百個市民團體示威、一百三十萬人連署彈劾、李明博聲望跌到百分之七、以及執政黨在地方選舉慘敗之後，不得不內閣總辭以平民怨。重啟談判的韓國政府，隨即取消三十個月以上美牛進口。

韓國民眾抗議期間，總理韓升洙也曾批評街頭抗議將損及國家信譽並嚇跑投資人，結果引起更大反彈，最後被迫辭職下台。韓國最大電視台KBS主播黃貞敏也曾在節目中批評抗議民眾，結果引起網民聲討，最後KBS被迫公開道歉。

台灣的自侮自輕，對比韓國的自尊自重，並不只表現在美牛進口。馬政府為了及早與中國簽訂ECFA，同樣也是對外一味討好、對內報喜不報憂、繼續漠視民氣可用，不但引起國人更大質疑，中國也未善意回應。例如在十月二十日，中國商務部便針對ECFA提出「早期收穫」要求，主張台灣必須降低產品進口限制、降低中資赴台限制、開放高端產業赴中投資。馬政府不斷向中國示好，結果也未討得便宜。

相形之下，韓國對外談判FTA，自始即在全球範圍展開，不但進度透明，也未刻意討好特定國家。在與談判難度最高的中日兩國洽簽之前，已陸續完成與美國、智利、新加坡、印度、東協、歐盟簽署，國人對於FTA後果早已討論周詳，政府對外自然較能進退自如。

韓國的自尊自重，不只在外交談判引起更大回響，更引起鄰國日本對韓國崛起的刮目相看。十一月五日，朝鮮日報部長朴正薰發表「日本開始把韓國當回事」，即提到日本即使在十年前，還常蔑稱韓國是「聖水大橋倒塌的開發中國家」，甚至還有高中生以為韓國在非洲。不過十年，不但日本首相夫人自稱是「韓流粉絲」，日本主流媒體也開始稱許「政黨輪替學韓國」，甚至連右翼雜誌《SAPIO》也公開感嘆日本體育被韓國追過。

韓國急起直追日本的崛起現象，更表現在經濟領域。二ＯＯ九年，三星電子的全球品牌價值首度超越日本索尼，今年第三季利潤更高達索尼、松下、日立等日本九大電子企業利潤總和的兩倍以上。韓國現代起亞(Kia)汽車也於今年八月首度在美國衝到百分之八市佔率，同時躍居美國銷售率成長冠軍。

韓國崛起也包括文化輸出，例如線上遊戲、韓流影劇、B-Boy舞、網路媒體等等。前美國勞工部副部長全信愛即一針見血指出，韓國崛起的驚人力量，起源於新世代的自我革命，同時包括數位革命和精神革命，由此引爆出勇於挑戰的競爭能量。這種前所未有的自信創意，使韓國敢於挑戰不可能任務。

這就是充滿朝氣、敢於自我實現的韓國，國家目標是明年人均所得超過兩萬美元，三星電子則設定在二Ｏ二Ｏ年突破四千億美元營業額、高居IT產業全球第一、躋身全球企業十強、品牌價值全球第五。

自侮自輕的台灣，對比充滿自尊、迅速崛起的韓國，能不感到汗顏？

清廉改革不能只是黨內集權運動

國民黨中常委近乎集體請辭的空前風暴，表面上看似黨內發起「清廉改革」，但這種景象似曾相識，不但改革主體不明，改革訴求更是模糊，最後很可能歷史重演，淪為「假改革之名、行集結新主流之實」的黨內派系鬥爭。

類似聲東擊西、迂迴擁立新主流的黨內鬥爭，國民黨史上並不少見。李登輝黨主席任內，也曾「假本土改革之名、行集結擁李派之實」。在黨內奪權之初，立院也率先出現標榜「本土改革」的集思會，與李併肩作戰，共同反對黨內非主流。流派鬥爭初期，雙方凸顯理念區別，互相指控對方「反改革」，但愈到後期卻愈不入流，先是從統獨之爭變質為反外省集團之爭（逼走新黨），後來又從凍省之爭變質為反宋集團之爭（逼走親民黨）。儘管擁李派在黨內愈來愈集權，國民黨卻愈來愈弱。

集思會的「本土改革」所以虎頭蛇尾，主因有二：一是改革主體不明，自始即非自發自主的運動團體，帶有總統御用工具的濃厚氣味；二是改革訴求模糊，除了呼應民進黨的國會全面改選和總統直選之外，並無完整獨特的改革主張。

這次國民黨中常委請辭風暴，立院又率先出現標榜「清廉改革」的黨內改選派，儘管一再辯稱並未事先告知馬主席，但與馬併肩作戰、共同反對傳統地方派系的態勢確已成形。問題是，改選派的運動格局，並未超過二十年前的集思會，未來再度淪為總統御用工具的可能性甚高。

首先，改選派的改革主體依舊不明。匆促集結的過程，除了邱毅請辭較具自主意識之外，其他中常委多在初期不願表態，直到擁馬立委放砲、黨中央跟進定調才見風轉舵。改選派與其說是「清廉改革派」，不如說是「清醒跟風派」。

其次，改選派的改革主張依舊模糊。即使全面補選三十二席中常委，候選人扣除兩位撤銷資格，仍然只有原來登記的四十四人，投票黨代表也還是原來選出的一千五百二十九人，但賄選並不只發生在中常委選舉，中央委員和黨代表選舉恐怕更加嚴重。既然要反賄選，何以只補選中常委，卻不補選其他黨代表？

事實上，在跟風請辭同時，已有不少中常委立刻展開補選拜票，多數黨代表既已在上次選舉收禮，再次投票結果可能也大同小異。表面上看來，馬英九似乎不能改變多少當選名單，但從政治過程來說，擁馬派已經成功集結立威，未來黨內唯馬首是瞻的局面，已經透過祭旗和改選完全確立。

這場「假清廉改革之名、行集結擁馬派之實」的黨內集權運動，將會在戰勝第一回合之後繼續前進。但如同李登輝虎頭蛇尾的「本土改革」，馬英九便宜行事的「清廉改革」，恐怕也會不了了之。展望未來，不能及時跟風、俯首稱臣的傳統地方派系，將成為擁馬派整肅異己的非主流對手。

擁馬派能否在黨內愈來愈集權的同時，避免國民黨再次分崩離析，將考驗馬英九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決心。

兩岸國慶凸顯台灣失落

很難不把今年的冷清雙十，和對岸空前壯盛的六十周年國慶對比，尤其是台灣三家電視台剛破天荒全程實況轉播對岸國慶，讚賞之聲不絕於耳。

馬英九以「紀念八八風災」為由，取消所有國慶活動，並以「台灣精神」作為國慶演說主調，凸顯中華民國在台六十年，已與台灣的歷史文化結合為一，並以追求改革的仁人志士、挺身救人的民間英雄、創新傳統的文化達人為例，強調曾為這塊土地打拚奮鬥的價值風範。

兩岸國慶互相對照，一方凸顯國家主義，一方壓抑國家認同；一方凸顯中國人民崛起世界，一方凸顯台灣人民在地奮鬥；一方軒昂高亢，一方沉默低調；一方充滿自信，一方充滿自制；一方睥睨全球，一方顧影自憐。

弔詭的是，馬以「捍衛中華民國」當選總統，上任以來卻很少提到中華民國。去年十一月陳雲林來台，馬政府更主動掩藏中華民國國旗國號乃至總統職稱，唯恐引發對岸不悅；反觀今年四月江陳會在南京召開，恰逢中共解放南京六十年，南京卻到處標舉紀念解放標語，完全不在乎國民黨感受。十一國慶更不例外，中央台搶拍「解放」和「建國大業」歷史劇，把國民黨貶到一無是處。

久而久之，馬政府的善意取悅，演變成習慣性的自我壓抑，期待兩岸禮尚往來，演變成有求於人的屈意承歡。號稱兩岸要「一中各表」，實際上是對岸「一中我表」；號稱要兩岸「互不否認」，實際上是對岸「我不承認」。即使兩岸不對稱到此地步，馬政府仍要強裝兩岸對等、侈言空前突破。

這種只報喜不報憂、只要經濟不要政治的自我感覺良好，也逐漸上行下效，最後竟連國策顧問也認為參與對岸國慶無所謂。調查局長面對立院質詢，竟表示「兩岸往來如此熱絡，參與對岸國慶沒什麼」，連情治首長也無視於對岸完全否認中華民國、處處打壓中華民國的敵意。

中華民國在台六十年，始終飽受對岸威脅，從來沒少過存在危機，但也從來沒像馬政府如此卑躬屈膝、如此價值混淆。一九五Ｏ年蔣介石退守台灣，風雨飄搖中仍呼籲渡台孤臣孽子「如不自覺，豈不可痛」，隨即發動黨改造，使國民黨脫胎換骨。一九七二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，蔣仍標舉「莊敬自強」，隨後由蔣經國發動本土化和十大建設，仍然堅持走自己的路，啟動台灣自我提升。

馬政府過度壓抑國家認同，不願面對兩岸真相，已使中華民國陷入空前的存在危機。不管是中華民國為何而戰，或是中華民國何去何從，都讓人茫然難答。最近紐約時報作家包雲（Philip Bowring）即憂心指出，馬政府缺乏戰略眼光，既不知道如何平衡中美關係，也不知道如何運用台灣和全球民主陣營的關係，一面倒向中國，不但使台灣原有的美日支持開始腐蝕，也使台灣原本的實質獨立國家地位，慢慢滑向香港的一國兩制地位。

兩岸國慶相距不到十天，但兩種國慶，一方如旭日東昇，雄心勃勃，一方卻如夕陽殘照，方寸紛亂。面對這種空前反差，只能引發痛心的失落。

台灣正走向「芬蘭化」陷阱

馬政府以「國家安全」為由，禁止疆獨領袖熱比婭來台，甚至還接受北京說法，質疑熱比婭是「東突恐怖分子」。如此草率處理，不但綠營為之大譁，連馬英九哈佛法學老師孔傑榮（Jerome Cohen）也無法忍受，公開批評這種指控「非常荒謬」，畢竟熱比婭流亡長住華盛頓，美國豈容外國恐怖分子長期住在首都！

孔傑榮表示，台灣當然有權拒絕熱比婭來台，但不能因此「傷害到台灣民主形象」，讓大家認為台灣決定國際黑名單漫無標準。孔傑榮說的客氣，問題核心是「台灣是否要讓北京決定誰可訪台」？現在的中國黑名單是達賴和熱比婭，以後可能擴及其他民運人士，未來還可能擴及所有中國不歡迎的外國人士。一旦如此，台灣將如何自處？

眾所皆知，馬政府在達賴訪台後，急於向北京示好，急於阻斷疆獨在藏獨之後延燒台灣。但兩岸親善再重要，也不能不顧台灣的民主形象，無視於國際人權規範，輕率接受北京抹黑民運人士的統治標籤。例如澳洲影展也因為播放熱比婭影片遭到中國退席抵制，但澳洲總理陸克文（Kevin Rudd）即使以親中著稱，並未因此干預澳洲影展，更未信口胡說熱比婭是「恐怖分子」。

馬政府不惜限制民主向中國示好，已經做到矯枉過正的地步。學北京把熱比婭說成「恐怖分子」，只是雕蟲小技而已。為了避免陳雲林訪台產生不快，馬政府還曾禁止人民攜帶國旗，並強制警力進入商家禁播台灣音樂，事後對「自由之家」的兩次人權關切也不予理會。針對兩會四項協議送立院審查，馬政府也以國會多數擱置討論，不讓反對派有表達機會。至於攸關台灣前途的ECFA，馬政府起初也要求立院「先簽後審」，直到劉兆玄下台後，新閣揆才改口「先審後簽」。

馬政府的自我設限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「芬蘭化」，意指小國芬蘭為了避免鄰國蘇聯入侵，在冷戰時期不得不處處慮及蘇聯感受，久而久之，儘管維持形式獨立，政策卻愈來愈受制於蘇聯。芬蘭的自我設限，起初只限於外交，例如拒絕參加馬歇爾計畫、對北約保持冷淡、對蘇聯海外擴張表示中立，後來卻愈陷愈深，演變成內政自我設限，包括媒體自我審查主動親蘇、對蘇聯內部迫害視而不見、最後甚至對俄國對芬蘭的侵略歷史也完全忽略。

馬政府常以「務實的兩岸政策」、「唯智者以小事大」自況，但兩岸親善不能以台灣自我矮化為代價，不能以傷害台灣民主為代價，更不能以流失台灣自主為代價。執政不過一年多，馬政府已經導致台灣經濟陷入喪失自主、完全受制於北京的地步，整天擔心中國觀光團不來、擔心中國採購團不來、擔心中國遲簽ECFA、擔心中國不給特殊待遇。經濟完全看中國吃飯，政治豈能自由自在？

馬政府既已搭起如此依賴中國的經貿架構，政治追隨中國起舞，只是早晚而已。親中起舞早已歷歷在目──不惜限制民主歡迎陳雲林，不惜違反民主擱置朝野辯論，不惜傷害民主抹黑熱比婭，都只是馬政府邁向「芬蘭化」的前奏。拒絕台灣變成芬蘭第二，人民要早早警醒，想清楚台灣要走的路。

清理戰場的歷史抉擇

從戰場泥淖及時脫身，迅速清理戰場另創新局，常是國家領導人的重大考驗。國、民兩黨都在上周面臨空前危機，危機處理是否明快，問題解決是否徹底，將決定兩黨的政治前景。

救災無能導致國民黨的執政危機，馬英九閃電重組內閣，提前世代接班，推出民選出身、最懂投民所好、最具行動力的吳朱配。馬的當機立斷，及時化解了信心崩盤，也使馬政府重新取得主導權。

反觀民進黨，儘管扁案如預期從重判決，但黨內回應仍只偏重司法不公，儘管一審判決已經公布犯罪事實，但黨內對於扁是否涉及貪腐，至今仍以「混淆公私分際」、「未能符合社會期待」、「疏於約束家庭成員」等模糊用語帶過，始終糾纏在情感和是非之間難以取捨，並未正視反貪腐的問題核心。

兩相對照，國民黨企圖脫胎換骨，民進黨繼續原地掙扎，一動一靜勝負已分。固然，國民黨未必能夠成功轉型，但至少已經清理戰場，讓人民看到改變決心；相形之下，民進黨卻還深陷情感泥淖，人民看不到面對是非、解決問題的魄力。

民進黨不願痛定思痛，面對扁案的貪腐本質，不但將使自己繼續尷尬，未來還將面對更大挑戰。畢竟即使認定蔡守訓對扁國務機要費和馬特別費有雙重判決標準，民進黨也必須回答龍潭案、南港案、買官案是否涉及貪腐？一審判決確定後，民進黨是否對扁展開黨紀處理？一旦貪汙罪三審定讞，民進黨是否支持扁繼續享有卸任總統禮遇？更嚴重的是，如果民進黨連扁案的貪腐本質都不敢正視，人民如何期待民進黨能有積極的反貪腐作為？

只從情感出發，這些追究都可看成政治追殺；但從是非來說，這些追問卻理所當然。政治上的清理戰場，原本就不可能面面俱到。以馬政府為例，吳朱配的提早出線，必將引發國民黨大老反彈，也會有人質疑馬對大老無情，但相對於開創新局，卻是必須承擔的政治代價。

對綠營而言，扁有功有過。民進黨因為扁初嘗執政，卻也因為扁再度下野。扁既代表了民主台灣的價值，卻也象徵了縱容貪腐的墮落。從去年八月扁承認違法海外匯款，至今已經一年多，如今隨著一審判決出爐，民進黨也該到了清理戰場、向人民交代的時刻。

向人民交代，一是促使扁開誠佈公，向人民認錯，爭取人民原諒。例如南韓全斗煥在一九九六年被判處無期徒刑，隨即以「避免國家動盪」為由放棄上訴，不但向人民道歉，並公布個人財產捐給國家。全斗煥的大反省，自然引起輿論迴響。一九九七年十二月，新任總統金泳三也以「國民大和諧」為由特赦全斗煥。扁能否仿效全斗煥，目前並不明朗。如果扁堅持不屈，執意上訴鬥法，民進黨恐怕必須斷然取捨，否則將陷入二三審的漫長煎熬。

取捨之道，是公開論斷扁的歷史功過，使是非有所依循。例如中共在文革之後，也曾糾纏於毛的評價問題，歷經黨內波折，終於在一九八一年通過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」。儘管決議仍認為毛功大於過，但也指出毛在文革「犯了嚴重錯誤」、「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」、「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正確分析，而且在文革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」。唯有透過對毛的公開揚棄，鄧小平路線才能坦蕩上路，中共另創新局的時代才能展開。

一九九八年陳水扁市長敗選，曾引述邱吉爾的名言自況：「對進步團隊的無情，是偉大城市的象徵」。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也要期待民進黨：「對貪腐團隊的無情，是偉大政黨的象徵」。九一一判決的出爐，正是民進黨證明自己能否偉大的關鍵時刻。

兩岸善意政治的結束

馬英九意外批准達賴訪台，引發北京高度不悅。更意外的是，馬明知此舉必將引發北京反彈，決策並未事先照會。這種前恭後佢、內政突然高於兩岸考量的決策模式，已使好不容易累積的兩岸信任備受衝擊。

類似美軍直升機抵台救災，達賴訪台祈福也未必具有政治性。但對北京來說，前者涉及中美角力，後者涉及統獨矛盾，自然高度警覺。兩相比較，達賴訪台屬於北京對外關係的「三個不能碰」（藏獨疆獨、台獨、六四），政治敏感程度遠高於前者，但馬卻反其道而行，只對美軍來台事先照會北京。

可預期的是，馬必將全力亡羊補牢，全面降低達賴訪台的政治意涵，即使如此，馬令人難測、前後不一的兩岸決策模式，勢將成為北京要求解決的問題。換言之，達賴訪台並非重點，批准訪台的決策邏輯才是關鍵。達賴訪台的兩岸危機，並不在達賴或朝野的短暫言行，而在兩岸信任的突然頓挫。北京對馬恐將開始觀望，善意政治的氛圍不再，「經濟優先」將遭質疑，「政治優先」也可能抬頭。

上任一年多來，馬始終把兩岸突破視為最大政績，但從三通到三次江陳會，從世衛觀察員到參與世運，到未來聽奧和ECFA，無不仰賴北京的善意配合。北京所以屈從兩岸經濟優先，默許台灣國際空間，並非出於自願，而是因為擔心民進黨取而代之，必須給國民黨政府更多兩岸成果。

問題是，北京的善意配合並非毫無上限，亦即馬政府必須符合「以通促統」的大戰略，才能遏止政治優先路線的抬頭。對北京而言，馬的第一次出格，是任命親李人士賴幸媛接掌陸委會，但馬以上有國安會做為轉寰，加上後來爆發川震，馬政府和台灣人民的熱情捐輸，使北京縱有不滿也難以發作。

如今，馬突然依循李扁，不經照會批准達賴訪台，可說是馬對北京的第二次出格。即使馬辯稱並非主動，只基於人道考量，但馬迫於內政竟而導致兩岸變數的決策模式，已使北京大為警覺。在北京眼中，馬的領導過於軟弱，亦無穩定的兩岸戰略可言，隨時可能因為政治壓力推翻兩岸默契，甚至可能基於短期的民調考量，不惜滑向獨派訴求。

這種恍然大悟，可能使北京不再委曲求全，對馬的善意配合，也不再視為當然。畢竟，北京對馬的政經分離早已不耐。從去年歲末發表「胡六點」，到今年國台辦主任王毅的美國談話，都一再呼籲兩岸政治對話，但馬從未回應。一年多來，北京對馬的不滿，只是隱忍不發而已，達賴事件卻可能變成導火線，提供北京要求馬政治表態的突破口。

馬英九批准達賴訪台，可能導致兩岸經濟優先的善意政治提前結束，這對台灣來說未必是壞事。畢竟長期穩定的兩岸政策，不可能只奠基於北京善意，「只談經濟、不談政治」其實只是馬政府一廂情願的幻想。達賴事件固然導致北京夢醒，卻也是促成兩岸回歸基本面，正視兩岸價值差異和政治分歧的起步。

清官殺人與剛愎誤國

救災無能，決策混亂，每個政府多少都有，但無能到自以為是、知識傲慢、拒不認錯，始終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已經超乎政府常情。自己離譜卻不自知，不禁令人想起《老殘遊記》對麻木官僚的形容：「贓官可恨，人人知之，清官尤可恨，人多不知。蓋贓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為非；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，何所不可為而剛愎自用，小則殺人，大則誤國」。

直到第七天，救人已經無望，馬英九才召開國安會議，重點是「災後重建」；反觀十年前九二一，李登輝當天就通過十五項決議，重點是「全力救人」。直到第七天，馬才動員國軍五萬人救災；反觀九二一，第一周已經投入國軍十三萬六千人，但劉兆玄竟公開表示「這次救災比九二一速度快，至少我的評價是很快」。

災變第一晚，政府毫無警覺：馬英九參加幕僚婚禮長達九十分鐘，劉兆玄探視災區卻改住國軍英雄館。救災黃金七十二小時，中央無人統籌，各部會互踢皮球：遲不進入緊急狀態，遲不動員國軍救災，遲不爭取國際援助。儘管救災急如星火，國防部對派兵救災，卻一再重申「須依程序申請」。慢與亂延燒到地方，前進指揮所形同虛設，地方求救中央無門，中央地方互相指責，災民看不到政府救援，只好轉往媒體哀嚎求助。

面對救災不力，馬英九先怪「氣象不準」，接著怪「地方不力」，然後怪「災民不撤」，劉兆玄則怪「媒體外行」，兩人的共同特色，就是永遠自我感覺良好，永遠只怪別人，永遠怪不到自己。政府分明拒絕外援，卻一路遮掩到第六天，直到外交部公文被媒體踢爆才低頭。

馬英九自認最懂法律，堅持不發布緊急命令，認為災害防救法已經足夠。問題是後者只能局部救災，事權分工過於細密，並不足以因應縱跨二百多公里的八八水災。而且緊急命令允許政府使用公有非公用財產，允許政府簡化協助災民行政程序，二者並未納入災害防救法，都將造成未來重建工作的困難。

馬英九自認最守原則，堅持救災體系是「地方負責，中央支援」，堅持不在第一時間統籌指揮，不在第一時間派兵馳援。問題是地方救災體系早已殘破不堪，鄉鎮政府甚至也淪為受災戶，但面對災民遍地哀嚎，馬英九卻堅持照本宣科，直到第五天確認小林村慘遭活埋才大規模動員國軍到救災前線。

知識傲慢，所以自認最懂法律；孤芳不染，所以自認最守原則。但傲慢與不染，卻造成違反常識的自以為是，造成緊急決策的自我封閉，不但與各級政府溝通困難，也與基層人民感受脫節，結果是清官殺人卻不自知，剛愎誤國卻不自省。

這種源自領導人性格的剛愎誤國，八八水災只是驚醒人民的一記痛擊，一年多來，類似事件早已層出不窮。例如在金融海嘯後，馬政府始終不願正視經濟成長保六無望，直到去年十二月還堅稱「今年成長不會是負數」，與人民感受完全脫節。政府缺乏危機意識，導致早在去年七月通過的擴大內需預算，直到年底竟然還沒發包，結果失業反先破六，造成許多百姓家破人亡。

另如推動兩岸ECFA，馬政府至今只會一味凸顯零關稅利多，卻從未和受害產業溝通，也不曾提出令人信服的失業衝擊評估，更不曾擬定受害產業和失業民眾的善後方針。決策瑕疵如此嚴重，馬政府卻不斷預告明年第一季就要簽訂。

陳水扁貪汙誤國，人民共棄；馬英九剛愎誤國，也該到了人民共同聲討的時刻。

制衡消退的馬英九時代

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，不但開啟了名符其實的馬英九時代，同時也導致台灣民主化以來空前的權力集中。吳伯雄裸退和連宋淡出，意味著領導權的獨尊；曾永權輔選和王金平低頭，意味著立法院的輸誠；主導縣市長和立委提名，加上未來的直轄市區長停選，意味著中央對地方的直接控制。

馬英九時代的首要特徵，是制衡力量的全面消退，不管是黨內黨外。相較於蔣氏父子，馬不再受制於少數統治；相較於李登輝，馬不再受制於黨內非主流；相較於陳水扁，馬無須受制於國會和媒體；相較於胡錦濤，馬無須受制於集體領導；相較於李明博和歐巴馬，馬無須受制於在野黨。

在憲政運作上，總統兼任黨主席要付出政治代價。首先是雙首長制的屏障消失，閣揆變成總統執行長，不再與總統分工事權，馬必須承擔所有決策責任。其次是全民總統的地位消失，馬不再具有曖昧或獨立空間，所有決策都直接代表國民黨，不能自外於國共論壇、立院黨團或黨提名人言行。

馬寧可放棄閣揆屏障和全民光環，寧可直接面對政黨競爭，既顯示他對執政現狀並不滿意，也顯示他對親臨火線充滿使命。掌握黨機器，不只為了掌握立院黨團和黨內提名，同時也為了標舉路線和落實政策。馬的人事改組恐怕不只針對黨政體系，還將擴及立院黨團乃至立院龍頭人選。未來縣市長或立委選舉，馬也可能強勢介入，逼退爭議人選或空降擁馬明星。

人事改組既定，馬的黨改造工程也將陸續展開。最可能的策略，是結合媒體和社會力，加速國民黨組織轉型，包括全面出清黨產、縮編職業黨工、結合議題造勢、結合企業社團、扶植擁馬團體、擴大青年參與等等。

儘管馬老是自我類比成蔣經國，但他所改造重生的國民黨，將和蔣的黨國體制大相逕庭，反而更像日本小泉領導改造的自民黨：亦即透過民粹領袖的議題設定，經由媒體造勢號召基層擴大活動，藉此不斷擴大選民支持。馬英九時代的國民黨，將比蔣經國時代更加理直氣壯、更懂媒體造勢、更不怕政黨競爭。

可預期的是，馬正式出任黨主席的首發議題，將是全方位的ECFA保衛戰。由於兩岸簽署時程很可能在明年第一季，加上年底縣市長選舉在即，九月後的朝野攻防必將十分激烈。制衡力量的全面消退，加上新國民黨的初試啼聲，將使民進黨面對空前的競爭壓力。

馬總統兼任黨主席，國民黨的改造重生，對台灣民主將是一大衝擊。如果民進黨遲遲無法團結對外，無力強化議題造勢，無能提升政策競爭，面對擁有空前權力的新民粹領袖馬英九，恐將危機重重，甚至還可能使台灣民主倒退，讓一黨獨大成為長期局面。

正視馬英九時代的來臨，如何重新集結制衡力量，使台灣民主找到新的活力生機，將是民進黨責無旁貸的歷史課題。

兩岸和解啟動台灣新政局

國共兩黨迅速走向歷史大和解，不但啟動了兩岸前所未有的政經版圖重整，同時也衝擊著戰後台灣政局的基本結構。對外來說，兩岸和解將使美日台聯盟面臨調整；對內來說，國共和解也將使台灣的政黨體系重新定位。

五月在台北舉行的「國際經濟金融論壇」，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山本勲已經感受到台灣「傾中離日」的變化：焦點不再是「美日台」三角關係，而是「中美台」新三角關係，台北新共識是中國將取代日本領導區域經濟，並把新三角關係視為台灣經濟復甦的關鍵。

山本表示，全球不景氣加速了兩岸交流，六十年來「東亞最大火藥庫」台灣海峽才不過一年，就變身為「兩岸同胞和平發展」的舞台，國際社會一時還不知如何適應。影響所及，兩岸合作已經促成了中國抬頭，很可能因此改變東亞勢力均衡，台灣地區「美日的存在感已經越來越單薄」。

兩岸和解造成美日在台灣的角色淡化，同時也意味著台灣在美日東亞布局的角色調整。這對台灣既可能是危機，也可能是轉機。對於未來情勢的不同判斷，使台灣內部衍生出「危機派」和「轉機派」的新政治分歧。

「危機派」強調地緣政治危機，認為台灣將因為兩岸和解失去美日信任，降低台灣在東亞的戰略地位，為了避免孤獨面對中國，台灣必須凸顯主權和反對開放，才能重新鞏固美日台聯盟。由於這種國安掛帥的冷戰反共論述，原本就是戰後台灣六十年的政治基調，泛綠「危機派」竟不自覺產生政治返祖現象，使台獨滑向國家威權主義。為了反中保台，開始稱許剛成立的「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」，甚至還接受兩蔣「反共必勝、建國必成」的冷戰口號！

「轉機派」則強調全球經濟重整，認為面對中國經濟崛起，舊有的美日台聯盟已經失去政治基礎，台灣必須另謀出路。明顯例證，是前美國駐台代表、最著名的親台派卜睿哲並未凸顯台灣安全危機，反而公開稱讚馬政府的兩岸開放路線。美中在全球經濟危機下，已經形成實質的G2共生體；日本即使在台灣海峽產生「存在感」危機，也難以阻擋兩岸和解，更可能在經濟上萌生「打不過，只好更快加入」的現實思維，加快與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，以便充分利用兩岸經濟整合的巨大商機。

面對國際情勢的急遽轉變，敏於思考的前總統李登輝也及時拋出「中台新主張」，從凸顯主權的「兩國論」轉向強調交往的「兩岸朋友論」，主張台灣應在「親美日」之外，也要「和中」，不但要正面交往，還要深化交流。這種跳脫冷戰反共的擴大交往論，正和陸續佈署訪中的民進黨縣市長不謀而合。

事實上，李登輝「兩岸朋友論」並非獨派新主張。早在九八年七月，尚未執政的民進黨秘書長邱義仁即曾在首度訪中後公開表示，民進黨「為了因應新的政治形勢，不能老是扮黑臉」，並嚴詞指出「如果執政的國民黨白臉扮得太差，民進黨卻一直扮黑臉，只會誤國誤民」。

只會凸顯國安危機、只會標舉冷戰反共、只會繼續扮黑臉，是民進黨最方便的政治表態。但這種明哲保身，不但不能挽回美日台政治聯盟，還可能在迅速的中美台經濟整合中邊緣化。民進黨如果不能掌握全球經濟的重整情勢，重新定位台灣的發展策略，並使自己轉型為兩岸交往的正面角色，未來恐怕會危機大於轉機。

營造新主流，民進黨要正視中國

民進黨最近針對兩岸互動做出決議：中國政策不辯論，黨公職訪問中國「不訂注意事項、不陷入政治操作、事前向中央報備、採取個案判斷」。會後並表示，民進黨對中國戰略有高度共識，體現在黨綱黨章和台灣前途決議文，針對黨內歧見，將進行意見徵詢或舉行座談解決。

言下之意，民進黨認為既有戰略已經足以面對兩岸，現階段除了反對開放、反制中國、連署ECFA公投之外，並無醞釀兩岸新思維必要，因此也把黨內歧見個別處理，不打算提昇到路線辯論或中常會決議層次。黨公職參訪中國也傾向非政治化和有條件開放，並不打算對兩岸參訪賦予戰略布局，例如民共兩黨論壇、議會黨團互訪、執政縣市交流或高層會談。

寧可保守，避免分裂，可說是當前民進黨領導人的寫照。反ECFA百萬連署，既無黨內爭議，又可兼顧民主自決、反兩岸開放、反中國三大訴求，自然成為領導人的最安全選項。問題是，即使依照民進黨估計，ECFA受害民眾最多也只有四百萬人，只占全國就業人口三成；相形之下，受惠於兩岸開放、或樂於見到兩岸開放的民眾可能更多。總之，如果民進黨把營造民意新主流全都寄望在反ECFA運動，恐將事與願違。

營造民意新主流不但要正視問題，同時也要提出解決之道。國民黨ECFA確有爭議，但民進黨除了反對之外，並未說明台灣如何面對中國崛起和東協加三的雙重困境。反對ECFA固然可以爭取受害少數，但如果無法提出台灣對外的生存發展策略，並不足以成為主流多數。

回顧民進黨從九四年到兩千年首度執政，每次轉型爭取主流，都是敢於正視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。每次轉型都由領導人發起，都是「以民逼黨」，藉由主流民意聲援促動黨內轉型。從施明德正視族群和解，到許信良正視中國政策，到陳水扁正視台獨困境，每次正視問題，都引發黨內激烈辯論，但敢於堅持轉型的領導人，最後都使民進黨爭取到更多主流民意。

九八年民進黨中國政策辯論所以廣受肯定，正因為民進黨敢於正視世貿新秩序和「戒急用忍」的矛盾，敢於透過公開辯論帶動各界集思廣益，共同尋求解決之道。當時世貿新秩序剛在冷戰瓦解後崛起，台灣為求生存發展，正積極尋求參與，但李登輝主導的兩岸政策卻堅持「戒急用忍」，造成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嚴重衝突。儘管民進黨當時還在野，卻藉由兩岸政策轉型竄升而起，贏得更多民意支持。

事實上，民進黨九八年中國政策辯論並非針對黨綱黨章而來，結果卻異曲同工，促成黨內新思維的壯大，進而為九九年「台灣前途決議文」的醞釀，鋪設好轉型條件。相形之下，上周民進黨中央「黨綱黨章無爭議、黨內歧見個別化」的說法，只會讓人感到領導力的欠缺。

畢竟事隔十年，中國政策仍是台灣的核心問題，民進黨已經面臨全新的兩岸形勢，黨內舊思維並不足以因應挑戰。辯論主軸已從台灣如何突破戒急用忍參與世貿，轉向台灣如何面對中國崛起和國共全面交往。如果民進黨不能正視日益逼近的中國問題，不能正視自己最脆弱的中國環節，不能號召人民集思廣義共同尋求解決之道，不能把握歷史機會的民進黨，恐怕也不會得到再次崛起的歷史機會。

政府束手開放才是最大危機

六月初，全球最大的鐵礦投資案宣告破局，中國鋁業原本敲定將入資澳洲力拓（Rio Tinto）一百九十億美元（一成四股權），力拓卻在最後關頭突然拒絕。

這並不是澳洲第一次拒絕中國入資。三月下旬，澳洲也曾駁回中國五礦集團收購Oz Minerals案，儘管澳洲總理陸克文（Kevin Rudd）是舉世聞名的親中派，他所領導的澳洲政府並未對中國鬆手。

美國也曾在二ＯＯ五年八月駁回中國海洋石油對優尼科（Unocal）一百八十五億美元的收購案，儘管中海油比競爭對手雪佛龍的報價多出十億。後來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克奇也都相繼表示，反對中國主權基金在該國投資。

美、澳、德、法都是信奉自由市場的老牌民主國家，但在面對中國投資時，政府並未袖手旁觀，不但採取嚴格審查標準，還常以非經濟理由駁回投資。主因是來者不善，中國有能力對外投資的企業或基金，幾乎都由政府掌控。面對這種政經不分的外來挑戰者，放任自由市場競爭，無異自取滅亡。

中國對西方並無立即而明顯的威脅，西方對中國投資的防範尚且如此。反觀台灣，中國不但是最大假想敵，也從未放棄武力犯台，但馬政府對於兩岸經貿的放任，對於兩岸交往的樂觀，卻遠非西方所能想像。

以中資來台為例，馬政府原本將「國務院部委機構和軍方直屬企業」都排除在外，後來卻慮及國務院管轄的基金高達一百三十八檔，只把排除對象限於軍方。此外，原本禁止中資參與影響國安和壟斷項目，卻又為了促成兩岸共同參與「愛台十二建設」，特准中資可以投資航空城和港阜建設。據了解，中國最大的主權基金中投（股本兩千億美元）有意投資航空城，一旦如願，形同取得台灣空運情資，豈可說與國安無關？

馬政府對中資投入海空建設的放任，可以對比二ＯＯ六年三月美國對阿拉伯外商的態度。當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外商杜拜港口世界 (DP World)有意從英國公司買下二十二個美國港口經營權，美國國會擔心該公司的背景，斷然立法阻止該項交易。兩相對比：杜拜港口世界與賓拉登毫無關連，美國尚且如此緊張，反觀中投，徹首徹尾是國務院直屬機構，馬政府卻毫不在乎。美國有馬政府這種盟友，豈能無條件信任台灣？

事實上，美國早已對台灣敵我不分的兩岸交往感到憂心，特別是針對台灣高科技不斷流向中國有所防範，開始管制部份尖端設備（尤其是半導體）輸入台灣。儘管如此，馬政府卻變本加厲，突然在上周五宣布將放寬十二吋晶圓廠西進中國。

馬還引述錯誤的資料說「連英特爾都去了」，其實英特爾只在大連製造晶片組，和台灣可以生產各種IC、技術門檻更高的晶圓代工完全不同。台灣的晶圓代工獨霸全球，相關產值高達一兆五千億元，是最重要、最敏感的高科技產業。二ＯＯ二年台灣曾為是否開放八吋晶圓廠登陸展開辯論，當時的民進黨政府決定廠商必須在台灣完成十二吋製程量產後，才能輸出舊八吋晶圓廠，結果促成了晶圓廠向上升級的動力，成功開拓出全球最大的十二吋晶圓廠聚落。

反觀馬政府，既未展開辯論，又未看到配套，就由馬總統輕率表示將要放寬限制。這種「只要開放就是好」的教條思維，不但將威脅台灣的經濟前景，也將重挫台灣的安全價值。

兩岸轉守為攻, 才能提振民進黨

五一七前後，衛生署長葉金川出使世衛大會，高雄市長陳菊出訪北京推銷世運，二者都引起軒然大波。前者被批為「自我矮化台灣」，民進黨和獨派異口同聲；後者被獨派批為「兩岸戰略錯亂」，民進黨反為陳菊緩頰，表示只是「主辦世運的必要任務」。

陳市長出訪北京前夕，是高雄五一七遊行的總領隊，當時訴求是「反傾中、保台灣」，民進黨為了宣示反中決心，還特別在中常會決議禁止黨公職出席福建海峽論壇。但不過四天後，陳市長卻選擇「去中國、保世運」，理由是世運主辦國必須出訪表達善意。問題是，台灣當年申辦世運並未得到中國協助，以先進國為主的世運也不是中國強項，即使要表達善意，也無必要以中國為首訪對象。正因為世運理由過於牽強，外界才會解讀陳市長「去中國」並不是為了「保世運」，而是為了「保政治」，為兩岸互動開闢出有別於國民黨的另類作為。

畢竟在馬政府執政一年來，隨著兩岸開放的迅猛發展，民進黨在兩岸互動不但完全陷於被動，甚至還陷入「計畫趕不上變化，口水比不上油水」的尷尬處境。面對國民黨近乎每周突破的兩岸開放政策，民進黨原本可以凸顯不同的經濟選擇，但在政治反擊本能遠高於經濟反應本事的先天體質下，民進黨卻愈來愈焦躁，把複雜的經濟選擇題，簡化為單純的政治是非題。久而久之，人民也逐漸產生刻板印象，認為國民黨專搞經濟鬆綁，民進黨專搞政治緊縮，有人甚至認定國民黨專搞經濟，民進黨專搞政治。

專搞政治的刻板印象，在經濟至上的全球趨勢下，對民進黨極為不利。只在國內抗議中國打壓，不與中國正常往來，只凸顯兩岸交流弊害，不掌握兩岸雙贏契機，也等於把兩岸主導權完全交給國民黨，讓國民黨成為與中國打交道的唯一明星。不專攻經濟，不經營兩岸，等於自外於台灣政治的兩大主流。如此被動防守，如此每況愈下，當然會讓陳市長等民進黨有識之士憂心忡忡。

問題是，陳市長的迅速變臉，也凸顯出民進黨兩岸路線轉型的窘境。不過四天，她先以中常委黨職身分表達「反傾中」，然後又以市長公職身分表達「必須去中國」。黨政立場如此相反，不但在各國主要政黨聞所未聞，也必將引發支持者困惑。關鍵在於民進黨除了主權立場之外，並未針對兩岸互動提出具體的行為準則。例如陳總統曾公開提倡陳胡會，呂副總統也傳出北京邀訪，蔡主席也表達有意訪中，加上雲林蘇縣長的農業交流，高雄陳市長的世運之旅，與此對照，福建海峽論壇卻全數封殺。兩套標準，理由何在？

民進黨主張兩岸經貿正常化，前提是兩岸對等，但由於北京所提出的兩岸交往模式始終無法滿足民進黨的對等要求，兩岸因此難以突破。作為政黨，民進黨當然可以基於某種信念，拒絕和中國打交道，但作為小國，台灣卻必須正視中國的經濟崛起，不能無限期拖延兩岸正常化的歷史訴求。政治極其現實，台灣人民要兩岸正常化，民進黨不能就是不能，做不到兩岸突破，只能換腦袋來做，甚至要換政黨來做。

就此而言，陳市長的世運之旅，恐怕是看出民進黨在兩岸上必須轉守為攻的徵兆。如何讓台灣的另類聲音，透過進取的外交作為深入兩岸，正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。

不可迴避的中資隱憂

最近台股飆漲，不少人都歸功於中資來台效應，儘管估計核准來台的QDII資金最多不過新台幣三百多億，但股民對於深不可測的中國市場，總是抱持寧先追捧的幻想。因此在五月看到：回台上市的中國最大米果集團旺旺TDR，連飆八支漲停板；中國最大的通信集團中國移動傳出將投資遠傳12%，遠傳短短三天飆漲超過一成；中國最大的營建集團碧桂園傳出將和遠雄建設共同造鎮，遠雄也連續飆出八根漲停。

持股三成門檻徒具形式

面對台股飆漲，經濟部頗為自得，對中資來台也寄予厚望。針對中資持股門檻的鬆綁，經濟部即主張比照一般外資，只有中資持股五成以上者才視為陸企，這種天真想法並不被接受。最後馬政府採納陸委會建議，比照香港證交所對中資紅籌股的定義，規定「經第三地來台之陸企，含陸資股權30%以上或具有控制能力者，均須按陸企規範申請許可」。

問題是，持股三成只是表面形式，更可能的是儘管中資持股低於三成，卻在實質上「具有控制能力」，掌握公司人事權、經營權和財務。尤其在媒體發達的台灣，為了避免招人耳目，未來浮出檯面的中資企業，可能遠比政府預期要少。更普遍的投資形式，恐怕是表面上中資只有參股，由港台或外國人出面，實際上卻由中資掌控一切。中資來台，很可能一開始就走向地下。

換言之，兩岸協議中資可以來台，重點不在台灣是否允許中資登陸，而在北京是否放行中資。台灣過去所以沒有中資，並不因為台灣禁止，而是因為北京並未放行，尤其是多數具有海外投資能力的中資企業，幾乎都有政府背景，更不可能牴觸北京意向。一旦北京放行，中資就會透過各種管道進入台灣，根本防不勝防。

排除政治介入前後矛盾

需錢孔急的馬政府，並不在乎中資是否具有政治意圖。最明顯的指標，是馬政府原本將「國務院部委機構和軍方直屬企業」排除在外，但慮及國務院管轄的投資基金高達138檔，為了便於吸金，最後只把排除對象限於軍方。

馬政府的政策邏輯，是不從資金源頭控管，只從投資標的加以限制。明文禁止投資的項目，包括攸關國家安全、具有壟斷地位、不利經濟穩定者。就產業別來說，凡外人禁止投資或禁止台灣赴大陸投資者，都予以禁止，晶圓和面板兩兆產業因此被排除在外。另如台灣未達共識者，包括營建、石化、工具機、鋼鐵業也被排除，商辦地產投資開發因而落空。此外還有寄望於兩岸協商和共同發展者，如太陽能光電、航空、通訊、LED照明、資訊服務、風力發電、食品等，都有待兩岸業者共同推動，因此納入第二階段實施。

問題是，為了吸引中資投入愛台十二大建設，馬政府又把航空城和港阜設施列為核准項目，明顯違反國家安全和壟斷地位的排除規定。據了解，目前中投有意投資桃園航空城，中鐵建則有意接下航發會的高鐵股份。中投全名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」，是國務院特批設立的大型投資公司，光是註冊資本就高達兩千億美元，是全球最大的主權基金之一。中國鐵建則由中國鐵道部組建，是中國最大的鐵路建設公司，香港上市後，目前是全球排名第六的工程承包商。

顯而易見，一旦中投入股航空城，必將取得空運情資，中鐵建一旦入股高鐵，也將掌握陸運情資，兩家公司都由國務院統管，豈可說與國家安全無關？此外，不管是航空城或高鐵，都具有獨占地位，與中油台電並無不同，何以前者特准中資介入，後者卻不允許？

違反市場規範難以制裁

對於中資來台的憂慮，主因是背後都有政府撐腰，未必按照市場規範運作，即使發生爭端，司法往往只是政治奴僕。以中國最大台商富士康為例，控告比亞迪侵權已經多次，幾乎投訴無門。今年的汽車下鄉，中國政府還以優先採購比亞迪電動車作為變相補貼。面對這種不公平競爭，富士康如果把中國當作唯一市場，最後必將死路一條。

由於中國向來政企不分，一旦中資和比亞迪裡應外合，透過人頭取得鴻海董事席次，進而將鴻海機密轉告比亞迪，並非全無可能。同理，中芯也可能和中資配合攻取台積電，寶鋼也可能針對中鋼，聯想則針對宏碁或華碩。未來在金融備忘錄簽署後，一旦兩岸互設分行，中資銀行也可能不顧隱私權，把企業或客戶資料轉給中國政府。追根究柢，中資和中資企業關係複雜，國家利益向來高於人權和市場，台灣政府或台商如國不提高警覺，最後恐怕會徒呼負負。

擴大成形的「養套殺」戰略

陸客來台突破每日三千，台股飆漲中資行情，中國QDII對台投資，中資直接投資台企，中國擴大對台採購，凡此種種，在正常交往的國家都算經濟利多。問題是中國不只政企不分，對台灣更別有動機，這些經濟利多一旦被政治濫用，就會形成一套環環相扣、循序漸進的「養、套、殺」戰略，台灣不能毫無警覺。

中國的戰略佈署如下：首先「以糖果養民」，中國拋出各種兩岸利多，讓台灣民眾產生好感；然後「以協議套民」，中國將兩岸利多逐步制度化，讓台灣民眾習以為常；最後是「以通促統、以民逼官、以商圍政」，中國以調節兩岸利多作為籌碼，在台灣內部形成親中團體，發動輿論影響政府，導向兩岸統一。

須強調的是，提醒要防制中國的「養套殺」戰略，並非反對兩岸開放，而是呼籲馬政府在面對中資來台時，不能忘記中國的政治布局，必須要有更周延、更敏銳的政治智慧面對挑戰。但從現有的政府作為來看，顯然漏洞甚多，仍有待各界正視問題。

與人民感受脫節, 才是民怨所在!

從四二六第三次江陳會，到五一七嗆馬保台大遊行，朝野彷彿兩個聾子的對話，不但各說各話，還互相抨擊。馬總統面對「過度傾中、流失主權」的批評，表示「不怕被扣帽子」。言下之意，執政一年的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在野指控並無根據。

五一七遊行的主要訴求，認為馬政府執政一年，引發人民前所未有的三種不安：對主權流失的不安、對經濟情勢的不安、對民主倒退的不安，這些批評並非無的放矢。以主權流失為例，儘管馬政府堅稱並未對主權讓步，還認為受邀WHA觀察員是重大突破，但根據＜財訊＞民調，傾向「台灣前途最後會統一或香港化」的比例，在馬執政一年後，已經從不到一成急遽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。馬政府對主權流失的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顯然與人民的感受脫節。

其次是對經濟情勢的不安。不管是受薪階級對失業擴大的恐慌、或是傳統產業對兩岸鬆綁的恐慌、或是中小企業對景氣低迷的恐慌，馬政府至今不是對策無效，就是政策不明。儘管最近台股飆漲，媒體也大力渲染兩岸開放利多，馬政府也隨之喜形於色，但＜財訊＞針對民眾未來半年的投資意向調查卻顯示，仍有高達七成二不會投資股票或基金，八成一不會購置房地產，顯示貧富懸殊或城鄉差距已日趨嚴重。馬政府對經濟情勢的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顯然和人民感受相去甚遠。

最後是對民主倒退的不安。不管是一黨獨大體制、或是司法整肅異己、或是兩岸談判迴避監督、或是集會遊行大幅限縮，台灣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，正在不斷退步。美國人權組織＜自由之家＞就指出，台灣在全球新聞自由的排名，從去年第三十二名退到今年第四十三名。三年來台灣持續榮獲亞洲第一，如今已輸給日本。主因是「政府對媒體內容施壓和騷擾記者的情形愈來愈嚴重」，並以去年的陳雲林訪台事件，做為新聞自由惡化的分水嶺。馬政府對民主倒退的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顯然與人民感受不同。

決策盲點，執行失誤，每個政府多少都有，只要傾聽民意及時改正，仍可向上提升。但馬政府的最大問題，是永遠處於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只關注自己預期的效果是否達成，卻看不到被遺忘的受害弱勢或始料未及的後遺症。久而久之，為了讓長官「自我感覺良好」得以實現，部屬也開始迎合上意，結果是政府盲點始終無法克服，永遠只聽到想聽的，決策體系也愈來愈封閉狹隘。

以ECFA為例。馬接受美國智庫CSIS專訪，提及有七成民眾贊成ECFA，那份政府民調正是典型的迎合上意問法：「如果ECFA可使出口到中國的關稅降低，您是否贊成簽訂？」這種問法當然會產生多數支持。問題是，其他民調都顯示仍有八成民眾不知道何為ECFA。人民既不了解全貌，豈可強說獲得支持？官場逢迎並不意外，關鍵是馬總統竟信以為真，把「自我感覺良好」擴大到國際場合上引用，這才真正令人感慨。

一九八六年，鹿港反杜邦民眾北上總統府示威，民眾手上拿著斗大的「怨」字排開，一片片民「怨」，讓蔣經國總統大感納悶：何以他如此盡心國事，仍然惹來撲天民怨？一年後，蔣經國開始推動舉世矚目的解嚴，台灣民主化從此展開。

當年的蔣經國，迅速從「自我感覺良好」中驚醒，啟動了令人敬佩的重大改革。如今的馬英九，能否有這種見識決心，從他的不沾鍋個性來看，恐怕並不樂觀。

弱勢總統要從根救起

馬總統是否領導弱勢，是否脫離狀況，是否已被架空，近來頗受議論。總統府堅決否認，認為對於郭冠英事件延遲十三天表態，只是比較審慎，並非領導弱勢；更坦承財產來源不明罪限縮到貪汙犯，原本就是總統主張，兩院只是遵循上意而已。

為了凸顯未淪虛位，馬總統最近動作頻頻：不但獨排眾議督促立法院通過地制法，更在傳出軍隊賣官貪瀆後，第一時間要求國防部查明真相，國民黨內甚至傳出總統不排除回任黨主席。第一時間的定義由慢轉快，立法改革的督促由暗轉明，黨政同步的要求由鬆轉緊，種種跡象，都顯示馬總統有意改變外界對他的領導疑慮。

總統必須具備品格、理想、政治手腕、組織能力，才能為政府賦予願景和能力。近一年來，馬總統的領導所以飽受質疑，領導弱勢只是表象，根本原因在於徒具品格、理想不彰、手腕失準、組織無力。

卓越的總統都會在上任不久，提出一個有重點、具有吸引力、能夠逐步落實的治國理想。馬總統標舉的理想首推廉政改革，但前第一家庭弊案從起訴至今已延宕經年，司法體系的辦案無能和雙重標準早已飽受抨擊。加上國民黨對於民代雙重國籍案的推拖敷衍，苗栗立委補選竟然提名賄選當事人的配偶參選，如果不是輿論反彈，立院黨團還差點把賄選訴訟從二審終結改為三審定讞。廉政改革的言行不一，當然會重挫總統威信。

兩岸突破也是馬總統的治國理想。但以最具關鍵性的兩岸架構ECFA來說，這個攸關台灣經濟、亟待理性辯論的重大議題，竟然搞到官員各說各話、朝野大打混仗、媒體不明所以、人民莫名其妙的地步。政策不明，理想不彰，不但造成支持者失望，更導致反對者更加義正詞嚴。直到今天，仍有將近五成民眾完全不了解ECFA內容，超過六成民眾主張公投表決，民進黨更將於五一七發動群眾大遊行反制。

正如專研美國總統領導的大衛葛根所說，多數機構領導人的聲望，是由長期表現累積而來，唯獨總統相反。總統的權勢稍縱即逝，機會之窗的開啟時間，通常不過幾個月，因此總統必須動作明快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馬總統上任已經將近一年，他不曾在關鍵時刻落實廉政改革，不曾在聲望頂峰標舉兩岸藍圖，不曾利用機會之窗改革國民黨，不曾利用歷史契機團結人民。反之，他卻不斷流失機會，不斷喪失權威，不斷故步自封，不斷失去信任。

政策不明，理想不彰，主因有二：一是執政團隊準備不足，二是核心幕僚無力貫徹。相較於李登輝總統的核心幕僚兩宋（宋楚瑜、宋心濂）掌握組織情報，一蘇（蘇志誠）傳達總統旨意，馬總統在組織控管、情報掌握、指揮貫徹上，不管是力度或準度，都遠遠落在李總統之後。馬總統的核心幕僚多為毫無黨政淵源、欠缺從政磨練的學者，不但無法掌握組織情報，也無能判斷輿論動向，更不可能因應突如其來的各種政治危機。

馬總統轉趨積極領導，加強黨政同步，督促立法改革，縮短第一時間回應，都是克服領導危機的必要步驟。不過要提醒的是，不能只是調整總統個人作為，更要落實到核心幕僚和執政團隊的整頓，才能對症下藥。唯有如此，馬總統才能克服理想不彰、手腕失準、組織無力的多重危機。

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

　四月二十三日，恰逢中共解放南京六十周年。令人納悶的是，海基會偏偏選在此時此地舉行第三次江陳會，中國也毫不顧忌國民黨的歷史感受，南京到處都是紀念解放的標語。代表馬政府的海基會還沒上場，氣勢就弱人一截。

　談判結果差強人意，共同打擊犯罪如預期通過，直航增班增點略有所獲，最具利害關係的兩岸金融合作，只通過抽象的互設機構，中國並未同意台灣的銀行特准升格。至於馬政府最期待的ECFA，不但無法確定時間表，也未能納入第四次江陳會議題。

　在江陳會前，中國總理溫家寶即在博鰲論壇表示，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必須開放中國資本與商品進入市場。言下之意，中國不會獨厚台灣。畢竟對中國來說，除非有特別的政治考慮，否則並不可能把兩岸關係孤立於國際情勢之外。以直航增班增點為例，中國即面臨港澳的激烈反彈，港澳航空業表示客貨運業績比去年同期狂降兩成二，員工已經被迫休無薪假。台灣的增班增點訴求，中國最後只能折衷處理。

　另以銀行特准升格為例，中國的入世承諾，只限於外資分行必須成立三年且兩年獲利，才能承作人民幣，台灣卻要求立即生效的「超外資待遇」，亦即特准台灣升格分行、同時開放承作人民幣。問題是，台灣想要「超外資待遇」，卻不願在經濟上對中資銀行入台比照辦理，又不願在政治上承認「超外資待遇」等於「國民待遇」。台灣既不願付出經濟或政治代價，中國豈有獨厚之理？

　談判結果不如預期，凸顯出馬政府過於樂觀，同時也對照出中國對外談判的實力原則。啟示有二：一是台灣必須營造籌碼，敢於周旋政治條件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特惠；二是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既然敢要，就要敢給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尊重。

　舉例說，台灣的銀行要求「超外資待遇」破例升格，如台灣無法使中國認定有特別政治需要，或台灣敢讓中資銀行比照登台，恐怕並無成功機會。但這兩種成功之路，卻都不是當前赧於大開大闔的馬政府所能為。

　江陳會前夕，馬總統指示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把兩岸政治議題排除在外。但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，馬總統把厚植國力等同於發展中國市場的治國思維，卻使台灣在兩岸談判上日益陷於被動。台灣經濟不但有求於中國，還愈來愈受制於中國，小從陸客團是否來台，大到未來台灣股市能否上漲、台灣產業能否發展、乃至台灣人民能否就業等等，都愈來愈看中國臉色。

　馬政府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實質上等於「不談政治、只談經濟」，但長期來說，隨著台灣經濟愈來愈仰賴中國，這種談判策略無異於逐步投降。如台灣在開放兩岸經貿同時，不能維持經濟領先，不能營造政治籌碼，最後必將喪失自主，在經濟上逐步被中國吸納同化，在政治上逐步被中國和平消化。

　面對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，馬政府必須另有所圖，否則台灣恐怕只會日益陷於被動，只能寄望中國的善意恩賜。

弱勢總統自食惡果

最近兩樁政治事件，再次讓人領教馬英九總統的弱勢領導。弱勢總統的兩大特徵，不敢正視問題，不願入局主政，完全表露無遺。

首先是郭冠英的親中辱台事件，馬竟沉默了十三天，直到朝野吵成一團才表態譴責；其次是攸關競選承諾的「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」，馬竟縱容法務部和立法院將適用對象限縮為貪汙犯，無視輿論的激烈反彈。

郭冠英的辱台言論儘管激起朝野同仇敵愾，但放在兩岸政治的天平中，卻頗耐人尋味。中國媒體稱許郭是「真正的中國人」和「愛國者」，對於國民黨也隨民進黨起舞圍剿，感到難以理解，認為這代表「統派已經走到末路」。換句話說，郭冠英事件讓中國理解到，國民黨內已經沒有「真正的中國人」。

這不禁讓人想起去年馬總統的就職演說，當時許多中國涉台人士遍讀全文難掩失望，因為從頭到尾完全不提「中國人」一詞。執政近一年，儘管馬政府已經突破兩岸三通，卻始終不敢正視兩岸民族主義，也從不使用「中國」或「中國人」字眼，頂多只提到模糊籠統的「中華民族」或「華人社會」。

問題是，馬政府不敢正視民族主義，既不願自稱「台灣人」，又迴避認同「中國人」，將使台灣缺乏凝聚內部的集體象徵符號。尤其是面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強力挑戰，欠缺自我認同、無法定位歷史的台灣人民，最後勢將分崩離析。

但弱勢總統馬英九為了避免激起統獨衝突，完全不敢標舉類似李登輝「經營大台灣，再造新中原」的雄心壯志；為了避免激怒北京當局，馬英九也完全不敢提出「民主中國」的普世價值訴求。一個過半當選的總統，一個全面執政的政黨，最後不但窩囊到連兩岸理想也不敢說，甚至連六四紀念也不敢辦，連法輪功也不敢碰，連達賴訪問台灣也不敢准。

在北京眼中，國民黨內已經沒有「真正的中國人」；在民進黨眼中，國民黨內也沒有「真正的台灣人」。不敢正視民族主義的國民黨，只剩下政治現實主義者，但放眼歷史，現實主義最後還是會敗給理想主義。

弱勢總統馬英九不只在國家認同上混亂，不敢正視問題，害慘國民黨中國派，還在組織領導上懦弱，不願入局主政，害慘國民黨改革派。「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」的縮水，正是弱勢總統放棄領導，縱容行政院和立法院便宜行事的惡果。

當選之初，馬總統聲望鼎沸，但他並未及時把無形聲望轉化為有形組織。馬標舉雙首長制，不但自行弱化總統職權，也退出黨主席職位，身邊策士也多為毫無黨政淵源的學者，久而久之，與黨職公職自然漸行漸遠。不到一年，自命清高的馬總統，已經和各股勢力完全脫節，不但親﹑新兩友黨怨聲連連，國民黨中央﹑行政院﹑立院黨團也都自成山頭，總統府根本鞭長莫及。

馬的弱勢領導，路線上導致理想主義淪落和現實主義猖獗，組織上則導致山頭林立，各股勢力爭相代行權力﹑各派搶奪資源﹑先佔先搶先贏，瞬間蔚為黨內主流。「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」正好打中現實派要害，豈能照章通過？

不敢正視問題，不願入局主政，弱勢總統馬英九已經自食惡果。如不及早改正，台灣前途並不樂觀。

台灣經濟山寨化的隱憂

近三周來，台股連三漲冠於全球，各界都盛讚中國內需帶動。從山寨手機到山寨筆電，山寨產品瞬間躍為兩岸之光，彷彿成為台灣經濟的救星。

與此同時，中國最大的自創品牌車廠安徽奇瑞汽車，將和太子集團在台生產，據傳售價將比國產車低達三至五成。裕隆集團也將跟進，與浙江吉利汽車合作，兩岸聯手打造的「山寨汽車」也即將問世。

華為科技曾深入研究山寨手機，指出山寨現象是接近仿冒的「擦邊球產品」，「功能極豐富，價格極低廉，外觀極新穎，質量極不可靠」，「包裝上什麼都敢印，除了廠商的真實地址」，並以「狼性、創新、迎合市場」概括山寨精神。

無疑，山寨產品是以「快準狠、創意好、反應快、價格低、通路多」崛起中國，但「狼性」所隱含的黑暗面卻也和山寨產品如影隨形，包括「無規範」、「無責任」、「無專利」、「不守法」、「不服務」、「不繳稅」、「用了就丟」、「打了就跑」。如果不是中國政府縱容，加上人民消費權利低落，山寨產品根本沒有生存空間。

儘管山寨產品只是落後國家仿冒的變形，台灣卻因為中國山寨提供了救市急單，響起一片盛讚之聲，甚至還把山寨曲解為「兩岸版的科技創新」！事實上，山寨產品由於太過短線，整體收益並不如大型品牌；而且因為山寨仿冒過於猖獗，導致中國品牌難以取得外人信任。去年七月，巴基斯坦決定全面封殺中國製手機，即因為山寨機偽造國際行動設備識別碼（IMEI），導致數百支外銷山寨機被鎖死無法使用，中國政府縱容的山寨產品流竄，已經發展成世界級醜聞！

正因為中國山寨如此不負責任，即使聯發科成為山寨手機晶片老大，也不願太過聲張。畢竟，山寨產品即使可以提供快速的獲利機會，卻不可能發展成全球產業，更不要說技術生根。

奇怪的是，台灣卻在歌頌中國山寨的氣氛下，即將引進山寨汽車。這些以仿冒名車外型、內裝不堪一擊的中國山寨車，在國外還曾被罵為「豆腐車」，所引發的消費爭議更是層出不窮。師出同門，山寨汽車也是中國政府縱容和消費者無力的畸形產物。

台灣產業擁抱中國山寨，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倒退。原本期許台灣企業走向先進國家，提升為技術密集、自立品牌、經銷全球的世界企業，如今卻侷限兩岸三地，淪落為低價至上、技術代工、只能經銷中國的華人企業。

台灣經濟山寨化，不只有害產業升級，過於強調低價製造，更將導致兩岸要素價格均等化，造成台灣工資難以成長。八年來，兩岸經貿快速成長，儘管台灣GDP成長了百分之二十二，但製造業勞工平均月薪成長率卻只有百分之九點八，一旦扣除通貨膨脹，實質月薪幾乎等於零成長。八年來，兩岸經貿的獲利者只有企業界，國內勞工反而成為受害者。

如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所說，小經濟體容易被大經濟體同化。台灣以前是和美日等高所得國家合作，國內工資被美日拉高，工資成長快，但近年來台灣和所得低的中國愈來愈緊密，國內工資就反向被拉平了。

不管是經濟山寨化或工資零成長，都是台灣倒向中國經濟的後遺症。大力鼓吹簽署兩岸經濟協議的馬政府，必須向人民提出解決問題的答案。

經濟升級不能寄望中國

　新春伊始，失業率飆破百分之五。儘管立院在一月中旬通過「航空城條例」和「博弈條款」，並調降遺贈稅和貨物稅，加上內政部於一月中旬發放八百多億消費券，但這些努力相對於經濟險局，仍未能切中要害。

　馬政府經濟處方，短期是透過消費券和擴大內需來提振國內市場，中期是透過兩岸開放引進陸客消費和中資投資（包括QDII和十二項建設），長期則是寄望兩岸共組綜合經貿圈實現優勢互補，促成台灣經濟升級。因此在春節過後的施政重點有二：一是下鄉督促各縣市落實擴大內需，二是逐步醞釀促使兩岸簽署「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」（CECA）。

　筆者並不反對兩岸簽署CECA，問題是CECA充其量只能促使兩岸經貿正常化，並非台灣經濟升級的關鍵。馬政府的最大盲點，在於過度強調兩岸優勢互補，忽略了兩岸經濟已經未必是合作關係，未來更可能是競爭關係。此外，台商即使能取得中國製造和銷售的雙重優勢，但如果台灣經濟升級的定位不明確，轉型的目標不清楚，這些優勢只會使個別台商進一步壓低成本和擴大盈餘，並無助於台灣經濟結構的整體提升。

　中國經濟崛起之快，已經導致台商地位的不斷滑落。兩岸的經濟消長，明顯表現在中國官方對台商的態度轉變：從早期的熱臉相迎，轉為挑三揀四，進而變成不耐不屑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甚至還標舉「騰籠換鳥」，要把不符合升級目標的台港商趕出廣東。一月七日海協會與台商在深圳聚會，會長陳雲林面對台商的無助求援，竟當著江丙坤的面公開指責台商不能只有「等」、「靠」、「要」。副會長李炳才更直接批評台商老愛「台灣接單、大陸生產」，偏好貼牌生產，不在大陸研發。兩人發言的不留情面，更顯示兩岸經濟競爭的冷酷。

　海協會領導人直言放話，凸顯兩種經濟現實：一是中國經濟升級戰略相當清楚明確，不但有全球產業的精明選擇，更有國內地區的經濟布局。二是台商如果沒有全球範圍的技術領先或布局優勢，不但不會被中國尊重，早晚更將被中國的後起之秀無情淘汰。

　畢竟，隨著產業規模和金融資本擴大，中國經濟戰略已超越對台港澳磁吸階段，不但逐漸跨出華人圈經濟，更進一步提升到全球布局。近年來更積極培植本土品牌對抗外商，例如政府電腦優先採購聯想、政府軟體優先使用中國廠商、支持中國移動發展獨家電信標準、扶植比亞迪對抗富士康等。這些獨惠中國廠商的保護主義作為，並不可能因為兩岸簽署CECA就對台灣另眼相待。

　顯而易見，台灣經濟能否轉型升級，不能寄望中國施惠，更不能只寄望華人圈經濟，而將取決於台灣能否在全球經濟中占有新的價值定位，如中國經濟學家陶冬所說「以我為主，有取有捨，才能立足未來」。馬政府的兩岸開放和CECA，內容繁多但缺乏重點，並不清楚與台灣經濟戰略的關聯，十二項基礎建設也是一樣，缺乏清晰的升級目標。凡此種種，都只會造成個別政策的各行其是，台灣未來仍然看不出整體方向。

從「空氣政府」到「空想政府」

　上週從桃園機場直航赴上海，儘管只有三家大陸航空公司進駐第二航站，出國民眾卻到處大排長龍，甚至連登機入口都擠不進，被迫排在門外。令人納悶的是，儘管二航已經完全擠爆，馬政府卻一再宣稱，不但要在幾個月內提高直航航班到三倍，還將放寬陸客來台門檻，以便迅速增加陸客來台人數。

顯而易見，不先擴大航站容量，不管是提高航班或增加陸客，根本無從實現。但這種輕忽現實條件、欠缺完整配套、近乎趕鴨上架的兩岸決策模式，幾乎已經成為馬政府的最大特色。

　　馬政府最早的兩岸烏龍，首推「開放觀光，每日將有三千陸客來台」的盲目樂觀。隨後發現落差過大，第一反應竟是推諉到「北京奧運加上金融海嘯，導致陸客寧可不出國」，對自己毫無檢討。後來在各界抨擊下，才不得不承認「組團人數要求過高、未開放自由行、收費過高、推廣不足」才是失敗主因。

但深入推想，不免又追究到另一個更實質的問題：果真實現了每日三千陸客來台，台灣觀光景點的交通負荷和旅遊設施，是否已經準備妥當？尤其是陸客必到的阿里山和日月潭，近幾年道路既無拓寬，也未大興土木，面對蜂擁而至的陸客，豈不又是到處打結擠爆？一個連機場航站容量不夠，都無法事先預見並設法解決的政府，豈能讓人相信能夠處理更龐大複雜的當地交通旅遊問題？

　 近日甚囂塵上的開放QDII投資股市，以及即將開放的中資投標公共工程和投資商辦不動產，決策模式也是一樣草率。舉例來說，QDII的股市標的是否要排除攸關台灣安全和科技保護的敏感產業？或者要制定投資上限？中資投標的公共工程，是否要依照安全等級明列禁止項目？即將開放來台的中資，是否包括政府主導的主權基金？至今為止，馬政府針對這些攸關安全或科技保護的敏感問題，不但不曾提出任何解答，甚至連問題都未提出。

馬政府上台九個多月，本質已經逐漸浮現。從陳水扁到馬英九，台灣的兩岸決策模式，彷彿從只有政治的一個極端，擺盪到只有經濟的另一個極端。

　陳水扁政權像是「空氣政府」，政府面對中國始終充滿了怒氣和怨氣，結果往往流於打政治高空，制憲建國喊半天，卻到處碰壁、寸步難行。搞到最後，人民又氣又累，這是台灣政治的悲哀。

　馬英九政權像是「空想政府」，政府面對中國始終充滿了夢想和幻想，結果往往流於唱經濟高調，共同市場喊半天，卻眼高手低、畫餅充飢。搞到最後，人民又氣又煩，這是台灣經濟的悲哀。

從「空氣政府」到「空想政府」，兩岸確實少了怒氣和怨氣，但送走了打高空的政治空氣，卻迎來了唱高調的經濟空想。只有想法，卻沒做法，只有志氣，卻沒力氣。可怕的是，舊的小錯誤還沒反省透徹，新的大幻想又開始吹牛鼓譟，開放政策的失誤原因，政府永遠最後一個知道。

才不過九個多月，馬政府已被冠上「失業政府」的汙名，如今一旦再加上「兩岸空想政府」的罪名，恐怕到了就職周年，就要面對空前的民意挑戰。

自亂陣腳的CECA風暴

最近突然爆發的CECA風暴，再次凸顯出馬政府漫無章法的決策無能。一個攸關台灣經濟、亟待理性辯論的重大議題，竟然搞到官員各說各話、朝野大打混仗、媒體不明所以、人民莫名其妙的地步。

首先是「協議」與「協定」之爭。原本馬總統的競選政見是「在ＷTO架構下，推動與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或『全面經濟合作協定』（CECA）」，但海基會呼應胡六點，只主張ＣECA，完全不提WTO和FTA，還遵循胡六點把CECA改譯成不具主權內涵的「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」，因而引起陸委會的質疑。

奇怪的是，眼看海陸大戰在即，總統和國安會卻不介入協調，經濟部聲援海基會，與陸委會分庭抗禮，行政院長也置身事外。更離奇的是，質疑名稱的陸委會賴主委，竟對ＣECA內容渾然不知，始作俑者海基會也直言CECA的內容細節，要等到兩岸協商後才能確定，但對我方版本卻又無法作答。支持海基會的經濟部尹部長更離譜，根本搞不清楚海基會為何避用WTO和FTA，竟聲稱「CECA必在WTO架構下」，甚至還說「CECA就是ＦTA」！

其實早在去年四月，尚未接掌海基會的江丙坤，即曾公開撰文反對以WTO架構兩岸關係，認為兩岸一旦適用ＷTO多邊最惠國待遇，台灣反將失去更多，只有「死路一條」，這種見解恰與馬總統和賴主委完全相反。儘管馬政府一再聲稱關注兩岸經貿，但上任九個多月以來，不但不曾針對黨內不同見解進行溝通整合，也始終看不出推動兩岸合作機制的策略布局。試想：連黨內財經大老江丙坤的異見也毫不理會，怎麼可能重視朝野對話或社會溝通？

結果就在這種自以為是、欠缺溝通、規劃模糊、趕鴨上架的決策模式下，導致黨內外莫衷一是，不但對政策品質缺乏信心，更對馬政府能否因應攻守凌厲的談判對手不敢寄望。畢竟，「協議」與「協定」之爭只是面子問題，WTO架構是否有利於台灣發展兩岸經貿，WTO架構在兩岸經貿關係是否可行，才更具有實質意義，但這些根本問題卻在黨內較勁和朝野混仗中，完全失去理性討論的空間。

眼見海陸和朝野爭議難平，馬總統最後竟然神來一筆，親上火線自創名詞，改稱「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（ECFA），以為只要改名就能超越WTO和統獨之爭。為了凸顯急迫性，又不斷動員產官學界和媒體炒作，宣稱明年即將形成「東協加三」體制，兩岸如不及時簽署協議，屆時面對「東協加三」的內部免稅，台灣經濟將有邊緣化之虞。問題是，兩岸即使簽署協議，台灣並不必然成為「東協加三」會員，仍須和東協整體或各國簽署FTA才能享有同等的免稅優惠。兩岸協議和東協免稅根本是兩個不同問題，馬政府卻混為一談。

發展至此，不管是CECA或ECFA，問題已經完全混淆。馬政府不但不曾化解海基會有關WTO架構是否適合兩岸經貿的疑慮，也未能化解民進黨有關進一步開放將導致更大失業衝擊的質疑，更不曾回答兩岸協議和東協免稅的必然關連。始終避談三個最核心問題，卻一味要求（兩會）先簽（立法院）後審，這種魯莽混亂的決策模式，也難怪連國民黨菁英也憂心忡忡。

對比馬政府的各說各話亂成一團，北京當局至今仍然不發一語胸有成竹。這種執政亂象，不禁令人回想起馬的競選口號「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」。國家領導人信口至此，真是台灣的悲哀。

失業大作戰，政府大迷航

元旦伊始，九大工商團體緊急進諫馬總統，警告如不及早紓困企業，農曆年後恐將爆發空前的倒閉潮和失業潮。其實早在去年十一月，台灣失業率即飆到百分之四點六四，不但是連續第五個月竄升，也創下五年來同月新高，更首度超過韓港星，躍為四小龍單月失業之首。但當時主計處卻樂觀表示，農曆年前可望有一波「季節性人力需求」，屆時失業率應會「稍微和緩」。

同樣的缺乏警覺，也發生在預估總體經濟情勢的經建會。馬總統上任之初，經建會曾一度為「六三三」強辯，聲稱保六目標可以達成。但隨著金融海嘯迅速擴大，不得不在去年十二月承認下修到百分之二點五，後來實在和各界預估相差太大（例如台綜院預估只有百分之一點五三、經濟學人甚至預估衰退百分之二點九），只好又改口說「成長不會是負的」。

欠缺危機意識，自然不可能把失業當作重大議題。直到去年十二月，主管失業問題的彷彿只有最沒資源的勞委會，其他財經部會幾乎都冷眼旁觀。政府的漫不經心，也導致執行力低落。例如立法院早在去年七月就通過充實地方就業的擴大內需預算（高達一千五百億），結果到了去年年底，多數工程竟然還沒發包。

政府決策混亂，甚至還導致部分政策互相矛盾，一方在拯救失業，另一方卻在惡化失業。例如去年十一月，失業人口飆破四十七萬人，平均每位求職者分不到零點七個職缺。儘管本國勞工已經很難找到工作，勞委會統計卻顯示，製造業外勞持續攀升，十月份製造業外勞已經創下近二十萬人的新高紀錄。

總算到了最近，政府高層開始警覺到失業問題嚴重，隨即提出「政府挺銀行，銀行挺企業，企業挺勞工」的「三挺」口號，但民營銀行的配合度甚低。光是去年十一月，中小企業融資就短少了兩百億元。銀行自求多福、擴大雨天收傘的結果，勢將造成每況愈下的中小企業倒閉潮，政府至今卻無計可施。

政府不關心全民就業，更反映在國家資源的分配不均。例如是否紓困DRAM產業，儘管高科技領袖張忠謀和施振榮都說不宜，但政府卻執意紓困，一出手就承諾上千億貸款（而且兩大公司董事長都還在官司起訴中）。相形之下，針對未來四年的就業創造，政府預算竟然只編列微不足道的兩百七十二億！

政府重企業輕勞工，甚至還反映在明顯歧視的紓困貸款利率。儘管央行利率早已不斷下修，但最弱勢的勞工大眾，卻仍被要求負擔最高的紓困貸款利率！工會抗議之後，利率仍然高達百分之一點九二，還是比企業紓困利率高！

面對全球蜂擁而來的失業大作戰，我們的政府不但無法對症下藥，甚至還陷入施政大迷航！對比之下，元旦過後幾天，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與國會懇談時，提醒政府出手必須「果斷、迅速、大量」，隨即提出七十億美元（新台幣兩千多億）的失業保險計畫。歐巴馬的作為，正好呼應了去年中國總理溫家寶所提出的十六字方針：處理經濟危機，「出手要快、出拳要重、措施要準、工作要實」。

回頭看我們政府，距離「快、重、準、實」的標準有多遠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