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

　四月二十三日，恰逢中共解放南京六十周年。令人納悶的是，海基會偏偏選在此時此地舉行第三次江陳會，中國也毫不顧忌國民黨的歷史感受，南京到處都是紀念解放的標語。代表馬政府的海基會還沒上場，氣勢就弱人一截。

　談判結果差強人意，共同打擊犯罪如預期通過，直航增班增點略有所獲，最具利害關係的兩岸金融合作，只通過抽象的互設機構，中國並未同意台灣的銀行特准升格。至於馬政府最期待的ECFA，不但無法確定時間表，也未能納入第四次江陳會議題。

　在江陳會前，中國總理溫家寶即在博鰲論壇表示，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必須開放中國資本與商品進入市場。言下之意，中國不會獨厚台灣。畢竟對中國來說，除非有特別的政治考慮，否則並不可能把兩岸關係孤立於國際情勢之外。以直航增班增點為例，中國即面臨港澳的激烈反彈，港澳航空業表示客貨運業績比去年同期狂降兩成二，員工已經被迫休無薪假。台灣的增班增點訴求，中國最後只能折衷處理。

　另以銀行特准升格為例，中國的入世承諾，只限於外資分行必須成立三年且兩年獲利，才能承作人民幣，台灣卻要求立即生效的「超外資待遇」，亦即特准台灣升格分行、同時開放承作人民幣。問題是，台灣想要「超外資待遇」，卻不願在經濟上對中資銀行入台比照辦理，又不願在政治上承認「超外資待遇」等於「國民待遇」。台灣既不願付出經濟或政治代價，中國豈有獨厚之理？

　談判結果不如預期，凸顯出馬政府過於樂觀，同時也對照出中國對外談判的實力原則。啟示有二：一是台灣必須營造籌碼，敢於周旋政治條件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特惠；二是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既然敢要，就要敢給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尊重。

　舉例說，台灣的銀行要求「超外資待遇」破例升格，如台灣無法使中國認定有特別政治需要，或台灣敢讓中資銀行比照登台，恐怕並無成功機會。但這兩種成功之路，卻都不是當前赧於大開大闔的馬政府所能為。

　江陳會前夕，馬總統指示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把兩岸政治議題排除在外。但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，馬總統把厚植國力等同於發展中國市場的治國思維，卻使台灣在兩岸談判上日益陷於被動。台灣經濟不但有求於中國，還愈來愈受制於中國，小從陸客團是否來台，大到未來台灣股市能否上漲、台灣產業能否發展、乃至台灣人民能否就業等等，都愈來愈看中國臉色。

　馬政府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實質上等於「不談政治、只談經濟」，但長期來說，隨著台灣經濟愈來愈仰賴中國，這種談判策略無異於逐步投降。如台灣在開放兩岸經貿同時，不能維持經濟領先，不能營造政治籌碼，最後必將喪失自主，在經濟上逐步被中國吸納同化，在政治上逐步被中國和平消化。

　面對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，馬政府必須另有所圖，否則台灣恐怕只會日益陷於被動，只能寄望中國的善意恩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