兩岸直航終於啟程,兩岸總算邁出經貿正常化的第一步,但回顧兩岸直航的歷史進程,卻不禁令人感慨時不我予:台灣不只在亞太經濟的地位日趨下滑,原本是中國有求於台灣的兩岸三通,如今彷彿逆轉成台灣有求於中國的萬靈丹。
主客易位,不禁令人想起中國經濟起飛初期,不但願意無條件三通,甚至還願意把海南委託台灣經營,即使到了李登輝時代,三通仍是唾手可得。但我們卻一再錯估形勢,因為價值或利益衝突而難以決斷,放任籌碼不斷流失,直到經濟發展陷於被動,直到台灣在亞太經濟愈來愈邊緣化,才被迫正視現實乞求三通。
遺憾的是,這種扼殺發展機遇的政府無能,十幾年來並不只限於三通。民主化所啟動的多元價值和利益衝突,往往導致台灣民選政府陷入決策癱瘓,不但難以展開經濟布局,還常被迫做出不利整體發展的決定。
台灣需要吸引世界級投資,但回顧歷史,卻因為民選政府無能化解環保抗爭,導致彰化氣走了杜邦,台中氣走了拜耳,雲林大煉鋼廠至今仍停留在環評。
全球觀光競爭迫在眉睫,但回顧歷史,卻因民選政府無能化解政治衝突,導致台中月眉世界因地方派系作梗,留不住華納集團,讓香港迪士尼後來居上躍為亞洲勝地;台中市也因市議會杯葛,留不住古根漢,讓上海後來居上接收亞洲分館;澎湖也因為博弈立法遲不通過,留不住威尼斯集團,讓澳門金沙後來居上躍為世界賭城。
民選政府無能化解紛爭,不願正視問題核心,經濟布局往往淪為紙上談兵,甚至還常造成政經扭曲。例如空有「亞太營運中心」口號,卻不願正視三通,高雄港的世界排名當然只會繼續下滑。另如空有「二次金改」口號,卻不願正視金融國際化,金控兼併當然只會衍生出對外無力競爭、對內全力剝削的金融怪獸。
有人把決策延宕或政治僵局誤解為民選政府的必要代價,問題是台灣周邊的民主國家,並不像我們的民選政府這樣無能。以南韓為例,民主化比台灣還早,但近年政府主導的經濟崛起,卻遙遙領先台灣。舉凡自創技術的半導體和面板、自創品牌的手機、傳統產業的造船鋼鐵汽車、文化產業的線上遊戲和韓流、乃至首爾的整體環境改造,不管是技術研發、全球行銷、城市躍升,政府的規劃力和執行力,都讓台灣難望項背。
更何況,我們還要面對飛躍崛起的龐然中國,更要面對香港新加坡的人才競爭,我們的經濟菁英正因為長年難解的政府無能不斷流失,因為政府無法創造向上提升的環境不斷出走。可悲的是,民主化後的台灣,政府的整合能力正在不斷惡化,我們愈來愈看不到又專業又果決的尹仲容和李國鼎,反而愈來愈常看到又作秀又做官的政治達人。
六十年前,新儒家大師唐君毅曾感嘆「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」,泣訴戰爭動亂引起民族離散。六十年後,民主和平台灣,竟也面臨人才菁英花果飄零,起因竟是政府無能導致的無所適從。
政府無能,是不分藍綠的歷史共業。十幾年的政府無能,導致台灣淪為亞洲四小龍榜尾,是台灣民主化的最大敗筆。兩岸三通的啟程,至少象徵著告別扭曲歷史的開端。展望未來,我們要走出政府無能的歷史怪圈,要正視現實,勇敢解決問題,才能遏止人才飄零,挽救台灣的前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