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勢總統要從根救起

馬總統是否領導弱勢，是否脫離狀況，是否已被架空，近來頗受議論。總統府堅決否認，認為對於郭冠英事件延遲十三天表態，只是比較審慎，並非領導弱勢；更坦承財產來源不明罪限縮到貪汙犯，原本就是總統主張，兩院只是遵循上意而已。

為了凸顯未淪虛位，馬總統最近動作頻頻：不但獨排眾議督促立法院通過地制法，更在傳出軍隊賣官貪瀆後，第一時間要求國防部查明真相，國民黨內甚至傳出總統不排除回任黨主席。第一時間的定義由慢轉快，立法改革的督促由暗轉明，黨政同步的要求由鬆轉緊，種種跡象，都顯示馬總統有意改變外界對他的領導疑慮。

總統必須具備品格、理想、政治手腕、組織能力，才能為政府賦予願景和能力。近一年來，馬總統的領導所以飽受質疑，領導弱勢只是表象，根本原因在於徒具品格、理想不彰、手腕失準、組織無力。

卓越的總統都會在上任不久，提出一個有重點、具有吸引力、能夠逐步落實的治國理想。馬總統標舉的理想首推廉政改革，但前第一家庭弊案從起訴至今已延宕經年，司法體系的辦案無能和雙重標準早已飽受抨擊。加上國民黨對於民代雙重國籍案的推拖敷衍，苗栗立委補選竟然提名賄選當事人的配偶參選，如果不是輿論反彈，立院黨團還差點把賄選訴訟從二審終結改為三審定讞。廉政改革的言行不一，當然會重挫總統威信。

兩岸突破也是馬總統的治國理想。但以最具關鍵性的兩岸架構ECFA來說，這個攸關台灣經濟、亟待理性辯論的重大議題，竟然搞到官員各說各話、朝野大打混仗、媒體不明所以、人民莫名其妙的地步。政策不明，理想不彰，不但造成支持者失望，更導致反對者更加義正詞嚴。直到今天，仍有將近五成民眾完全不了解ECFA內容，超過六成民眾主張公投表決，民進黨更將於五一七發動群眾大遊行反制。

正如專研美國總統領導的大衛葛根所說，多數機構領導人的聲望，是由長期表現累積而來，唯獨總統相反。總統的權勢稍縱即逝，機會之窗的開啟時間，通常不過幾個月，因此總統必須動作明快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馬總統上任已經將近一年，他不曾在關鍵時刻落實廉政改革，不曾在聲望頂峰標舉兩岸藍圖，不曾利用機會之窗改革國民黨，不曾利用歷史契機團結人民。反之，他卻不斷流失機會，不斷喪失權威，不斷故步自封，不斷失去信任。

政策不明，理想不彰，主因有二：一是執政團隊準備不足，二是核心幕僚無力貫徹。相較於李登輝總統的核心幕僚兩宋（宋楚瑜、宋心濂）掌握組織情報，一蘇（蘇志誠）傳達總統旨意，馬總統在組織控管、情報掌握、指揮貫徹上，不管是力度或準度，都遠遠落在李總統之後。馬總統的核心幕僚多為毫無黨政淵源、欠缺從政磨練的學者，不但無法掌握組織情報，也無能判斷輿論動向，更不可能因應突如其來的各種政治危機。

馬總統轉趨積極領導，加強黨政同步，督促立法改革，縮短第一時間回應，都是克服領導危機的必要步驟。不過要提醒的是，不能只是調整總統個人作為，更要落實到核心幕僚和執政團隊的整頓，才能對症下藥。唯有如此，馬總統才能克服理想不彰、手腕失準、組織無力的多重危機。

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

　四月二十三日，恰逢中共解放南京六十周年。令人納悶的是，海基會偏偏選在此時此地舉行第三次江陳會，中國也毫不顧忌國民黨的歷史感受，南京到處都是紀念解放的標語。代表馬政府的海基會還沒上場，氣勢就弱人一截。

　談判結果差強人意，共同打擊犯罪如預期通過，直航增班增點略有所獲，最具利害關係的兩岸金融合作，只通過抽象的互設機構，中國並未同意台灣的銀行特准升格。至於馬政府最期待的ECFA，不但無法確定時間表，也未能納入第四次江陳會議題。

　在江陳會前，中國總理溫家寶即在博鰲論壇表示，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必須開放中國資本與商品進入市場。言下之意，中國不會獨厚台灣。畢竟對中國來說，除非有特別的政治考慮，否則並不可能把兩岸關係孤立於國際情勢之外。以直航增班增點為例，中國即面臨港澳的激烈反彈，港澳航空業表示客貨運業績比去年同期狂降兩成二，員工已經被迫休無薪假。台灣的增班增點訴求，中國最後只能折衷處理。

　另以銀行特准升格為例，中國的入世承諾，只限於外資分行必須成立三年且兩年獲利，才能承作人民幣，台灣卻要求立即生效的「超外資待遇」，亦即特准台灣升格分行、同時開放承作人民幣。問題是，台灣想要「超外資待遇」，卻不願在經濟上對中資銀行入台比照辦理，又不願在政治上承認「超外資待遇」等於「國民待遇」。台灣既不願付出經濟或政治代價，中國豈有獨厚之理？

　談判結果不如預期，凸顯出馬政府過於樂觀，同時也對照出中國對外談判的實力原則。啟示有二：一是台灣必須營造籌碼，敢於周旋政治條件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特惠；二是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既然敢要，就要敢給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尊重。

　舉例說，台灣的銀行要求「超外資待遇」破例升格，如台灣無法使中國認定有特別政治需要，或台灣敢讓中資銀行比照登台，恐怕並無成功機會。但這兩種成功之路，卻都不是當前赧於大開大闔的馬政府所能為。

　江陳會前夕，馬總統指示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把兩岸政治議題排除在外。但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，馬總統把厚植國力等同於發展中國市場的治國思維，卻使台灣在兩岸談判上日益陷於被動。台灣經濟不但有求於中國，還愈來愈受制於中國，小從陸客團是否來台，大到未來台灣股市能否上漲、台灣產業能否發展、乃至台灣人民能否就業等等，都愈來愈看中國臉色。

　馬政府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實質上等於「不談政治、只談經濟」，但長期來說，隨著台灣經濟愈來愈仰賴中國，這種談判策略無異於逐步投降。如台灣在開放兩岸經貿同時，不能維持經濟領先，不能營造政治籌碼，最後必將喪失自主，在經濟上逐步被中國吸納同化，在政治上逐步被中國和平消化。

　面對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，馬政府必須另有所圖，否則台灣恐怕只會日益陷於被動，只能寄望中國的善意恩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