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正走向「芬蘭化」陷阱

馬政府以「國家安全」為由，禁止疆獨領袖熱比婭來台，甚至還接受北京說法，質疑熱比婭是「東突恐怖分子」。如此草率處理，不但綠營為之大譁，連馬英九哈佛法學老師孔傑榮（Jerome Cohen）也無法忍受，公開批評這種指控「非常荒謬」，畢竟熱比婭流亡長住華盛頓，美國豈容外國恐怖分子長期住在首都！

孔傑榮表示，台灣當然有權拒絕熱比婭來台，但不能因此「傷害到台灣民主形象」，讓大家認為台灣決定國際黑名單漫無標準。孔傑榮說的客氣，問題核心是「台灣是否要讓北京決定誰可訪台」？現在的中國黑名單是達賴和熱比婭，以後可能擴及其他民運人士，未來還可能擴及所有中國不歡迎的外國人士。一旦如此，台灣將如何自處？

眾所皆知，馬政府在達賴訪台後，急於向北京示好，急於阻斷疆獨在藏獨之後延燒台灣。但兩岸親善再重要，也不能不顧台灣的民主形象，無視於國際人權規範，輕率接受北京抹黑民運人士的統治標籤。例如澳洲影展也因為播放熱比婭影片遭到中國退席抵制，但澳洲總理陸克文（Kevin Rudd）即使以親中著稱，並未因此干預澳洲影展，更未信口胡說熱比婭是「恐怖分子」。

馬政府不惜限制民主向中國示好，已經做到矯枉過正的地步。學北京把熱比婭說成「恐怖分子」，只是雕蟲小技而已。為了避免陳雲林訪台產生不快，馬政府還曾禁止人民攜帶國旗，並強制警力進入商家禁播台灣音樂，事後對「自由之家」的兩次人權關切也不予理會。針對兩會四項協議送立院審查，馬政府也以國會多數擱置討論，不讓反對派有表達機會。至於攸關台灣前途的ECFA，馬政府起初也要求立院「先簽後審」，直到劉兆玄下台後，新閣揆才改口「先審後簽」。

馬政府的自我設限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「芬蘭化」，意指小國芬蘭為了避免鄰國蘇聯入侵，在冷戰時期不得不處處慮及蘇聯感受，久而久之，儘管維持形式獨立，政策卻愈來愈受制於蘇聯。芬蘭的自我設限，起初只限於外交，例如拒絕參加馬歇爾計畫、對北約保持冷淡、對蘇聯海外擴張表示中立，後來卻愈陷愈深，演變成內政自我設限，包括媒體自我審查主動親蘇、對蘇聯內部迫害視而不見、最後甚至對俄國對芬蘭的侵略歷史也完全忽略。

馬政府常以「務實的兩岸政策」、「唯智者以小事大」自況，但兩岸親善不能以台灣自我矮化為代價，不能以傷害台灣民主為代價，更不能以流失台灣自主為代價。執政不過一年多，馬政府已經導致台灣經濟陷入喪失自主、完全受制於北京的地步，整天擔心中國觀光團不來、擔心中國採購團不來、擔心中國遲簽ECFA、擔心中國不給特殊待遇。經濟完全看中國吃飯，政治豈能自由自在？

馬政府既已搭起如此依賴中國的經貿架構，政治追隨中國起舞，只是早晚而已。親中起舞早已歷歷在目──不惜限制民主歡迎陳雲林，不惜違反民主擱置朝野辯論，不惜傷害民主抹黑熱比婭，都只是馬政府邁向「芬蘭化」的前奏。拒絕台灣變成芬蘭第二，人民要早早警醒，想清楚台灣要走的路。

清理戰場的歷史抉擇

從戰場泥淖及時脫身，迅速清理戰場另創新局，常是國家領導人的重大考驗。國、民兩黨都在上周面臨空前危機，危機處理是否明快，問題解決是否徹底，將決定兩黨的政治前景。

救災無能導致國民黨的執政危機，馬英九閃電重組內閣，提前世代接班，推出民選出身、最懂投民所好、最具行動力的吳朱配。馬的當機立斷，及時化解了信心崩盤，也使馬政府重新取得主導權。

反觀民進黨，儘管扁案如預期從重判決，但黨內回應仍只偏重司法不公，儘管一審判決已經公布犯罪事實，但黨內對於扁是否涉及貪腐，至今仍以「混淆公私分際」、「未能符合社會期待」、「疏於約束家庭成員」等模糊用語帶過，始終糾纏在情感和是非之間難以取捨，並未正視反貪腐的問題核心。

兩相對照，國民黨企圖脫胎換骨，民進黨繼續原地掙扎，一動一靜勝負已分。固然，國民黨未必能夠成功轉型，但至少已經清理戰場，讓人民看到改變決心；相形之下，民進黨卻還深陷情感泥淖，人民看不到面對是非、解決問題的魄力。

民進黨不願痛定思痛，面對扁案的貪腐本質，不但將使自己繼續尷尬，未來還將面對更大挑戰。畢竟即使認定蔡守訓對扁國務機要費和馬特別費有雙重判決標準，民進黨也必須回答龍潭案、南港案、買官案是否涉及貪腐？一審判決確定後，民進黨是否對扁展開黨紀處理？一旦貪汙罪三審定讞，民進黨是否支持扁繼續享有卸任總統禮遇？更嚴重的是，如果民進黨連扁案的貪腐本質都不敢正視，人民如何期待民進黨能有積極的反貪腐作為？

只從情感出發，這些追究都可看成政治追殺；但從是非來說，這些追問卻理所當然。政治上的清理戰場，原本就不可能面面俱到。以馬政府為例，吳朱配的提早出線，必將引發國民黨大老反彈，也會有人質疑馬對大老無情，但相對於開創新局，卻是必須承擔的政治代價。

對綠營而言，扁有功有過。民進黨因為扁初嘗執政，卻也因為扁再度下野。扁既代表了民主台灣的價值，卻也象徵了縱容貪腐的墮落。從去年八月扁承認違法海外匯款，至今已經一年多，如今隨著一審判決出爐，民進黨也該到了清理戰場、向人民交代的時刻。

向人民交代，一是促使扁開誠佈公，向人民認錯，爭取人民原諒。例如南韓全斗煥在一九九六年被判處無期徒刑，隨即以「避免國家動盪」為由放棄上訴，不但向人民道歉，並公布個人財產捐給國家。全斗煥的大反省，自然引起輿論迴響。一九九七年十二月，新任總統金泳三也以「國民大和諧」為由特赦全斗煥。扁能否仿效全斗煥，目前並不明朗。如果扁堅持不屈，執意上訴鬥法，民進黨恐怕必須斷然取捨，否則將陷入二三審的漫長煎熬。

取捨之道，是公開論斷扁的歷史功過，使是非有所依循。例如中共在文革之後，也曾糾纏於毛的評價問題，歷經黨內波折，終於在一九八一年通過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」。儘管決議仍認為毛功大於過，但也指出毛在文革「犯了嚴重錯誤」、「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」、「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正確分析，而且在文革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」。唯有透過對毛的公開揚棄，鄧小平路線才能坦蕩上路，中共另創新局的時代才能展開。

一九九八年陳水扁市長敗選，曾引述邱吉爾的名言自況：「對進步團隊的無情，是偉大城市的象徵」。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也要期待民進黨：「對貪腐團隊的無情，是偉大政黨的象徵」。九一一判決的出爐，正是民進黨證明自己能否偉大的關鍵時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