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正走向「芬蘭化」陷阱

馬政府以「國家安全」為由，禁止疆獨領袖熱比婭來台，甚至還接受北京說法，質疑熱比婭是「東突恐怖分子」。如此草率處理，不但綠營為之大譁，連馬英九哈佛法學老師孔傑榮（Jerome Cohen）也無法忍受，公開批評這種指控「非常荒謬」，畢竟熱比婭流亡長住華盛頓，美國豈容外國恐怖分子長期住在首都！

孔傑榮表示，台灣當然有權拒絕熱比婭來台，但不能因此「傷害到台灣民主形象」，讓大家認為台灣決定國際黑名單漫無標準。孔傑榮說的客氣，問題核心是「台灣是否要讓北京決定誰可訪台」？現在的中國黑名單是達賴和熱比婭，以後可能擴及其他民運人士，未來還可能擴及所有中國不歡迎的外國人士。一旦如此，台灣將如何自處？

眾所皆知，馬政府在達賴訪台後，急於向北京示好，急於阻斷疆獨在藏獨之後延燒台灣。但兩岸親善再重要，也不能不顧台灣的民主形象，無視於國際人權規範，輕率接受北京抹黑民運人士的統治標籤。例如澳洲影展也因為播放熱比婭影片遭到中國退席抵制，但澳洲總理陸克文（Kevin Rudd）即使以親中著稱，並未因此干預澳洲影展，更未信口胡說熱比婭是「恐怖分子」。

馬政府不惜限制民主向中國示好，已經做到矯枉過正的地步。學北京把熱比婭說成「恐怖分子」，只是雕蟲小技而已。為了避免陳雲林訪台產生不快，馬政府還曾禁止人民攜帶國旗，並強制警力進入商家禁播台灣音樂，事後對「自由之家」的兩次人權關切也不予理會。針對兩會四項協議送立院審查，馬政府也以國會多數擱置討論，不讓反對派有表達機會。至於攸關台灣前途的ECFA，馬政府起初也要求立院「先簽後審」，直到劉兆玄下台後，新閣揆才改口「先審後簽」。

馬政府的自我設限，很容易讓人聯想到「芬蘭化」，意指小國芬蘭為了避免鄰國蘇聯入侵，在冷戰時期不得不處處慮及蘇聯感受，久而久之，儘管維持形式獨立，政策卻愈來愈受制於蘇聯。芬蘭的自我設限，起初只限於外交，例如拒絕參加馬歇爾計畫、對北約保持冷淡、對蘇聯海外擴張表示中立，後來卻愈陷愈深，演變成內政自我設限，包括媒體自我審查主動親蘇、對蘇聯內部迫害視而不見、最後甚至對俄國對芬蘭的侵略歷史也完全忽略。

馬政府常以「務實的兩岸政策」、「唯智者以小事大」自況，但兩岸親善不能以台灣自我矮化為代價，不能以傷害台灣民主為代價，更不能以流失台灣自主為代價。執政不過一年多，馬政府已經導致台灣經濟陷入喪失自主、完全受制於北京的地步，整天擔心中國觀光團不來、擔心中國採購團不來、擔心中國遲簽ECFA、擔心中國不給特殊待遇。經濟完全看中國吃飯，政治豈能自由自在？

馬政府既已搭起如此依賴中國的經貿架構，政治追隨中國起舞，只是早晚而已。親中起舞早已歷歷在目──不惜限制民主歡迎陳雲林，不惜違反民主擱置朝野辯論，不惜傷害民主抹黑熱比婭，都只是馬政府邁向「芬蘭化」的前奏。拒絕台灣變成芬蘭第二，人民要早早警醒，想清楚台灣要走的路。

清理戰場的歷史抉擇

從戰場泥淖及時脫身，迅速清理戰場另創新局，常是國家領導人的重大考驗。國、民兩黨都在上周面臨空前危機，危機處理是否明快，問題解決是否徹底，將決定兩黨的政治前景。

救災無能導致國民黨的執政危機，馬英九閃電重組內閣，提前世代接班，推出民選出身、最懂投民所好、最具行動力的吳朱配。馬的當機立斷，及時化解了信心崩盤，也使馬政府重新取得主導權。

反觀民進黨，儘管扁案如預期從重判決，但黨內回應仍只偏重司法不公，儘管一審判決已經公布犯罪事實，但黨內對於扁是否涉及貪腐，至今仍以「混淆公私分際」、「未能符合社會期待」、「疏於約束家庭成員」等模糊用語帶過，始終糾纏在情感和是非之間難以取捨，並未正視反貪腐的問題核心。

兩相對照，國民黨企圖脫胎換骨，民進黨繼續原地掙扎，一動一靜勝負已分。固然，國民黨未必能夠成功轉型，但至少已經清理戰場，讓人民看到改變決心；相形之下，民進黨卻還深陷情感泥淖，人民看不到面對是非、解決問題的魄力。

民進黨不願痛定思痛，面對扁案的貪腐本質，不但將使自己繼續尷尬，未來還將面對更大挑戰。畢竟即使認定蔡守訓對扁國務機要費和馬特別費有雙重判決標準，民進黨也必須回答龍潭案、南港案、買官案是否涉及貪腐？一審判決確定後，民進黨是否對扁展開黨紀處理？一旦貪汙罪三審定讞，民進黨是否支持扁繼續享有卸任總統禮遇？更嚴重的是，如果民進黨連扁案的貪腐本質都不敢正視，人民如何期待民進黨能有積極的反貪腐作為？

只從情感出發，這些追究都可看成政治追殺；但從是非來說，這些追問卻理所當然。政治上的清理戰場，原本就不可能面面俱到。以馬政府為例，吳朱配的提早出線，必將引發國民黨大老反彈，也會有人質疑馬對大老無情，但相對於開創新局，卻是必須承擔的政治代價。

對綠營而言，扁有功有過。民進黨因為扁初嘗執政，卻也因為扁再度下野。扁既代表了民主台灣的價值，卻也象徵了縱容貪腐的墮落。從去年八月扁承認違法海外匯款，至今已經一年多，如今隨著一審判決出爐，民進黨也該到了清理戰場、向人民交代的時刻。

向人民交代，一是促使扁開誠佈公，向人民認錯，爭取人民原諒。例如南韓全斗煥在一九九六年被判處無期徒刑，隨即以「避免國家動盪」為由放棄上訴，不但向人民道歉，並公布個人財產捐給國家。全斗煥的大反省，自然引起輿論迴響。一九九七年十二月，新任總統金泳三也以「國民大和諧」為由特赦全斗煥。扁能否仿效全斗煥，目前並不明朗。如果扁堅持不屈，執意上訴鬥法，民進黨恐怕必須斷然取捨，否則將陷入二三審的漫長煎熬。

取捨之道，是公開論斷扁的歷史功過，使是非有所依循。例如中共在文革之後，也曾糾纏於毛的評價問題，歷經黨內波折，終於在一九八一年通過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」。儘管決議仍認為毛功大於過，但也指出毛在文革「犯了嚴重錯誤」、「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」、「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正確分析，而且在文革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」。唯有透過對毛的公開揚棄，鄧小平路線才能坦蕩上路，中共另創新局的時代才能展開。

一九九八年陳水扁市長敗選，曾引述邱吉爾的名言自況：「對進步團隊的無情，是偉大城市的象徵」。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們也要期待民進黨：「對貪腐團隊的無情，是偉大政黨的象徵」。九一一判決的出爐，正是民進黨證明自己能否偉大的關鍵時刻。

兩岸善意政治的結束

馬英九意外批准達賴訪台，引發北京高度不悅。更意外的是，馬明知此舉必將引發北京反彈，決策並未事先照會。這種前恭後佢、內政突然高於兩岸考量的決策模式，已使好不容易累積的兩岸信任備受衝擊。

類似美軍直升機抵台救災，達賴訪台祈福也未必具有政治性。但對北京來說，前者涉及中美角力，後者涉及統獨矛盾，自然高度警覺。兩相比較，達賴訪台屬於北京對外關係的「三個不能碰」（藏獨疆獨、台獨、六四），政治敏感程度遠高於前者，但馬卻反其道而行，只對美軍來台事先照會北京。

可預期的是，馬必將全力亡羊補牢，全面降低達賴訪台的政治意涵，即使如此，馬令人難測、前後不一的兩岸決策模式，勢將成為北京要求解決的問題。換言之，達賴訪台並非重點，批准訪台的決策邏輯才是關鍵。達賴訪台的兩岸危機，並不在達賴或朝野的短暫言行，而在兩岸信任的突然頓挫。北京對馬恐將開始觀望，善意政治的氛圍不再，「經濟優先」將遭質疑，「政治優先」也可能抬頭。

上任一年多來，馬始終把兩岸突破視為最大政績，但從三通到三次江陳會，從世衛觀察員到參與世運，到未來聽奧和ECFA，無不仰賴北京的善意配合。北京所以屈從兩岸經濟優先，默許台灣國際空間，並非出於自願，而是因為擔心民進黨取而代之，必須給國民黨政府更多兩岸成果。

問題是，北京的善意配合並非毫無上限，亦即馬政府必須符合「以通促統」的大戰略，才能遏止政治優先路線的抬頭。對北京而言，馬的第一次出格，是任命親李人士賴幸媛接掌陸委會，但馬以上有國安會做為轉寰，加上後來爆發川震，馬政府和台灣人民的熱情捐輸，使北京縱有不滿也難以發作。

如今，馬突然依循李扁，不經照會批准達賴訪台，可說是馬對北京的第二次出格。即使馬辯稱並非主動，只基於人道考量，但馬迫於內政竟而導致兩岸變數的決策模式，已使北京大為警覺。在北京眼中，馬的領導過於軟弱，亦無穩定的兩岸戰略可言，隨時可能因為政治壓力推翻兩岸默契，甚至可能基於短期的民調考量，不惜滑向獨派訴求。

這種恍然大悟，可能使北京不再委曲求全，對馬的善意配合，也不再視為當然。畢竟，北京對馬的政經分離早已不耐。從去年歲末發表「胡六點」，到今年國台辦主任王毅的美國談話，都一再呼籲兩岸政治對話，但馬從未回應。一年多來，北京對馬的不滿，只是隱忍不發而已，達賴事件卻可能變成導火線，提供北京要求馬政治表態的突破口。

馬英九批准達賴訪台，可能導致兩岸經濟優先的善意政治提前結束，這對台灣來說未必是壞事。畢竟長期穩定的兩岸政策，不可能只奠基於北京善意，「只談經濟、不談政治」其實只是馬政府一廂情願的幻想。達賴事件固然導致北京夢醒，卻也是促成兩岸回歸基本面，正視兩岸價值差異和政治分歧的起步。

清官殺人與剛愎誤國

救災無能，決策混亂，每個政府多少都有，但無能到自以為是、知識傲慢、拒不認錯，始終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已經超乎政府常情。自己離譜卻不自知，不禁令人想起《老殘遊記》對麻木官僚的形容：「贓官可恨，人人知之，清官尤可恨，人多不知。蓋贓官自知有病，不敢公然為非；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，何所不可為而剛愎自用，小則殺人，大則誤國」。

直到第七天，救人已經無望，馬英九才召開國安會議，重點是「災後重建」；反觀十年前九二一，李登輝當天就通過十五項決議，重點是「全力救人」。直到第七天，馬才動員國軍五萬人救災；反觀九二一，第一周已經投入國軍十三萬六千人，但劉兆玄竟公開表示「這次救災比九二一速度快，至少我的評價是很快」。

災變第一晚，政府毫無警覺：馬英九參加幕僚婚禮長達九十分鐘，劉兆玄探視災區卻改住國軍英雄館。救災黃金七十二小時，中央無人統籌，各部會互踢皮球：遲不進入緊急狀態，遲不動員國軍救災，遲不爭取國際援助。儘管救災急如星火，國防部對派兵救災，卻一再重申「須依程序申請」。慢與亂延燒到地方，前進指揮所形同虛設，地方求救中央無門，中央地方互相指責，災民看不到政府救援，只好轉往媒體哀嚎求助。

面對救災不力，馬英九先怪「氣象不準」，接著怪「地方不力」，然後怪「災民不撤」，劉兆玄則怪「媒體外行」，兩人的共同特色，就是永遠自我感覺良好，永遠只怪別人，永遠怪不到自己。政府分明拒絕外援，卻一路遮掩到第六天，直到外交部公文被媒體踢爆才低頭。

馬英九自認最懂法律，堅持不發布緊急命令，認為災害防救法已經足夠。問題是後者只能局部救災，事權分工過於細密，並不足以因應縱跨二百多公里的八八水災。而且緊急命令允許政府使用公有非公用財產，允許政府簡化協助災民行政程序，二者並未納入災害防救法，都將造成未來重建工作的困難。

馬英九自認最守原則，堅持救災體系是「地方負責，中央支援」，堅持不在第一時間統籌指揮，不在第一時間派兵馳援。問題是地方救災體系早已殘破不堪，鄉鎮政府甚至也淪為受災戶，但面對災民遍地哀嚎，馬英九卻堅持照本宣科，直到第五天確認小林村慘遭活埋才大規模動員國軍到救災前線。

知識傲慢，所以自認最懂法律；孤芳不染，所以自認最守原則。但傲慢與不染，卻造成違反常識的自以為是，造成緊急決策的自我封閉，不但與各級政府溝通困難，也與基層人民感受脫節，結果是清官殺人卻不自知，剛愎誤國卻不自省。

這種源自領導人性格的剛愎誤國，八八水災只是驚醒人民的一記痛擊，一年多來，類似事件早已層出不窮。例如在金融海嘯後，馬政府始終不願正視經濟成長保六無望，直到去年十二月還堅稱「今年成長不會是負數」，與人民感受完全脫節。政府缺乏危機意識，導致早在去年七月通過的擴大內需預算，直到年底竟然還沒發包，結果失業反先破六，造成許多百姓家破人亡。

另如推動兩岸ECFA，馬政府至今只會一味凸顯零關稅利多，卻從未和受害產業溝通，也不曾提出令人信服的失業衝擊評估，更不曾擬定受害產業和失業民眾的善後方針。決策瑕疵如此嚴重，馬政府卻不斷預告明年第一季就要簽訂。

陳水扁貪汙誤國，人民共棄；馬英九剛愎誤國，也該到了人民共同聲討的時刻。

制衡消退的馬英九時代

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，不但開啟了名符其實的馬英九時代，同時也導致台灣民主化以來空前的權力集中。吳伯雄裸退和連宋淡出，意味著領導權的獨尊；曾永權輔選和王金平低頭，意味著立法院的輸誠；主導縣市長和立委提名，加上未來的直轄市區長停選，意味著中央對地方的直接控制。

馬英九時代的首要特徵，是制衡力量的全面消退，不管是黨內黨外。相較於蔣氏父子，馬不再受制於少數統治；相較於李登輝，馬不再受制於黨內非主流；相較於陳水扁，馬無須受制於國會和媒體；相較於胡錦濤，馬無須受制於集體領導；相較於李明博和歐巴馬，馬無須受制於在野黨。

在憲政運作上，總統兼任黨主席要付出政治代價。首先是雙首長制的屏障消失，閣揆變成總統執行長，不再與總統分工事權，馬必須承擔所有決策責任。其次是全民總統的地位消失，馬不再具有曖昧或獨立空間，所有決策都直接代表國民黨，不能自外於國共論壇、立院黨團或黨提名人言行。

馬寧可放棄閣揆屏障和全民光環，寧可直接面對政黨競爭，既顯示他對執政現狀並不滿意，也顯示他對親臨火線充滿使命。掌握黨機器，不只為了掌握立院黨團和黨內提名，同時也為了標舉路線和落實政策。馬的人事改組恐怕不只針對黨政體系，還將擴及立院黨團乃至立院龍頭人選。未來縣市長或立委選舉，馬也可能強勢介入，逼退爭議人選或空降擁馬明星。

人事改組既定，馬的黨改造工程也將陸續展開。最可能的策略，是結合媒體和社會力，加速國民黨組織轉型，包括全面出清黨產、縮編職業黨工、結合議題造勢、結合企業社團、扶植擁馬團體、擴大青年參與等等。

儘管馬老是自我類比成蔣經國，但他所改造重生的國民黨，將和蔣的黨國體制大相逕庭，反而更像日本小泉領導改造的自民黨：亦即透過民粹領袖的議題設定，經由媒體造勢號召基層擴大活動，藉此不斷擴大選民支持。馬英九時代的國民黨，將比蔣經國時代更加理直氣壯、更懂媒體造勢、更不怕政黨競爭。

可預期的是，馬正式出任黨主席的首發議題，將是全方位的ECFA保衛戰。由於兩岸簽署時程很可能在明年第一季，加上年底縣市長選舉在即，九月後的朝野攻防必將十分激烈。制衡力量的全面消退，加上新國民黨的初試啼聲，將使民進黨面對空前的競爭壓力。

馬總統兼任黨主席，國民黨的改造重生，對台灣民主將是一大衝擊。如果民進黨遲遲無法團結對外，無力強化議題造勢，無能提升政策競爭，面對擁有空前權力的新民粹領袖馬英九，恐將危機重重，甚至還可能使台灣民主倒退，讓一黨獨大成為長期局面。

正視馬英九時代的來臨，如何重新集結制衡力量，使台灣民主找到新的活力生機，將是民進黨責無旁貸的歷史課題。

兩岸和解啟動台灣新政局

國共兩黨迅速走向歷史大和解，不但啟動了兩岸前所未有的政經版圖重整，同時也衝擊著戰後台灣政局的基本結構。對外來說，兩岸和解將使美日台聯盟面臨調整；對內來說，國共和解也將使台灣的政黨體系重新定位。

五月在台北舉行的「國際經濟金融論壇」，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山本勲已經感受到台灣「傾中離日」的變化：焦點不再是「美日台」三角關係，而是「中美台」新三角關係，台北新共識是中國將取代日本領導區域經濟，並把新三角關係視為台灣經濟復甦的關鍵。

山本表示，全球不景氣加速了兩岸交流，六十年來「東亞最大火藥庫」台灣海峽才不過一年，就變身為「兩岸同胞和平發展」的舞台，國際社會一時還不知如何適應。影響所及，兩岸合作已經促成了中國抬頭，很可能因此改變東亞勢力均衡，台灣地區「美日的存在感已經越來越單薄」。

兩岸和解造成美日在台灣的角色淡化，同時也意味著台灣在美日東亞布局的角色調整。這對台灣既可能是危機，也可能是轉機。對於未來情勢的不同判斷，使台灣內部衍生出「危機派」和「轉機派」的新政治分歧。

「危機派」強調地緣政治危機，認為台灣將因為兩岸和解失去美日信任，降低台灣在東亞的戰略地位，為了避免孤獨面對中國，台灣必須凸顯主權和反對開放，才能重新鞏固美日台聯盟。由於這種國安掛帥的冷戰反共論述，原本就是戰後台灣六十年的政治基調，泛綠「危機派」竟不自覺產生政治返祖現象，使台獨滑向國家威權主義。為了反中保台，開始稱許剛成立的「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」，甚至還接受兩蔣「反共必勝、建國必成」的冷戰口號！

「轉機派」則強調全球經濟重整，認為面對中國經濟崛起，舊有的美日台聯盟已經失去政治基礎，台灣必須另謀出路。明顯例證，是前美國駐台代表、最著名的親台派卜睿哲並未凸顯台灣安全危機，反而公開稱讚馬政府的兩岸開放路線。美中在全球經濟危機下，已經形成實質的G2共生體；日本即使在台灣海峽產生「存在感」危機，也難以阻擋兩岸和解，更可能在經濟上萌生「打不過，只好更快加入」的現實思維，加快與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，以便充分利用兩岸經濟整合的巨大商機。

面對國際情勢的急遽轉變，敏於思考的前總統李登輝也及時拋出「中台新主張」，從凸顯主權的「兩國論」轉向強調交往的「兩岸朋友論」，主張台灣應在「親美日」之外，也要「和中」，不但要正面交往，還要深化交流。這種跳脫冷戰反共的擴大交往論，正和陸續佈署訪中的民進黨縣市長不謀而合。

事實上，李登輝「兩岸朋友論」並非獨派新主張。早在九八年七月，尚未執政的民進黨秘書長邱義仁即曾在首度訪中後公開表示，民進黨「為了因應新的政治形勢，不能老是扮黑臉」，並嚴詞指出「如果執政的國民黨白臉扮得太差，民進黨卻一直扮黑臉，只會誤國誤民」。

只會凸顯國安危機、只會標舉冷戰反共、只會繼續扮黑臉，是民進黨最方便的政治表態。但這種明哲保身，不但不能挽回美日台政治聯盟，還可能在迅速的中美台經濟整合中邊緣化。民進黨如果不能掌握全球經濟的重整情勢，重新定位台灣的發展策略，並使自己轉型為兩岸交往的正面角色，未來恐怕會危機大於轉機。

營造新主流，民進黨要正視中國

民進黨最近針對兩岸互動做出決議：中國政策不辯論，黨公職訪問中國「不訂注意事項、不陷入政治操作、事前向中央報備、採取個案判斷」。會後並表示，民進黨對中國戰略有高度共識，體現在黨綱黨章和台灣前途決議文，針對黨內歧見，將進行意見徵詢或舉行座談解決。

言下之意，民進黨認為既有戰略已經足以面對兩岸，現階段除了反對開放、反制中國、連署ECFA公投之外，並無醞釀兩岸新思維必要，因此也把黨內歧見個別處理，不打算提昇到路線辯論或中常會決議層次。黨公職參訪中國也傾向非政治化和有條件開放，並不打算對兩岸參訪賦予戰略布局，例如民共兩黨論壇、議會黨團互訪、執政縣市交流或高層會談。

寧可保守，避免分裂，可說是當前民進黨領導人的寫照。反ECFA百萬連署，既無黨內爭議，又可兼顧民主自決、反兩岸開放、反中國三大訴求，自然成為領導人的最安全選項。問題是，即使依照民進黨估計，ECFA受害民眾最多也只有四百萬人，只占全國就業人口三成；相形之下，受惠於兩岸開放、或樂於見到兩岸開放的民眾可能更多。總之，如果民進黨把營造民意新主流全都寄望在反ECFA運動，恐將事與願違。

營造民意新主流不但要正視問題，同時也要提出解決之道。國民黨ECFA確有爭議，但民進黨除了反對之外，並未說明台灣如何面對中國崛起和東協加三的雙重困境。反對ECFA固然可以爭取受害少數，但如果無法提出台灣對外的生存發展策略，並不足以成為主流多數。

回顧民進黨從九四年到兩千年首度執政，每次轉型爭取主流，都是敢於正視問題並提出解決之道。每次轉型都由領導人發起，都是「以民逼黨」，藉由主流民意聲援促動黨內轉型。從施明德正視族群和解，到許信良正視中國政策，到陳水扁正視台獨困境，每次正視問題，都引發黨內激烈辯論，但敢於堅持轉型的領導人，最後都使民進黨爭取到更多主流民意。

九八年民進黨中國政策辯論所以廣受肯定，正因為民進黨敢於正視世貿新秩序和「戒急用忍」的矛盾，敢於透過公開辯論帶動各界集思廣益，共同尋求解決之道。當時世貿新秩序剛在冷戰瓦解後崛起，台灣為求生存發展，正積極尋求參與，但李登輝主導的兩岸政策卻堅持「戒急用忍」，造成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嚴重衝突。儘管民進黨當時還在野，卻藉由兩岸政策轉型竄升而起，贏得更多民意支持。

事實上，民進黨九八年中國政策辯論並非針對黨綱黨章而來，結果卻異曲同工，促成黨內新思維的壯大，進而為九九年「台灣前途決議文」的醞釀，鋪設好轉型條件。相形之下，上周民進黨中央「黨綱黨章無爭議、黨內歧見個別化」的說法，只會讓人感到領導力的欠缺。

畢竟事隔十年，中國政策仍是台灣的核心問題，民進黨已經面臨全新的兩岸形勢，黨內舊思維並不足以因應挑戰。辯論主軸已從台灣如何突破戒急用忍參與世貿，轉向台灣如何面對中國崛起和國共全面交往。如果民進黨不能正視日益逼近的中國問題，不能正視自己最脆弱的中國環節，不能號召人民集思廣義共同尋求解決之道，不能把握歷史機會的民進黨，恐怕也不會得到再次崛起的歷史機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