實問虛答的雙英辯論

儘管馬英九口才便給，蔡英文太像學者，難免讓馬在辯論評分勝過蔡，但ECFA畢竟是攸關台灣前途的辯論，太多實問虛答，太多轉移焦點，人民其實心裡有數。馬儘管辯論得分，並未使ECFA大加分。例如TVBS民調，馬以四成六勝過蔡三成二，但支持ECFA仍然只有四成一，只比辯論前微幅增加百分之三。

畢竟，馬辯才有餘、誠意和資訊不足，批判在野黨有餘、闡明政策路線不力，實在太過明顯。例如蔡批評馬誇大ECFA降稅好處，馬說ECFA可為台商減稅三千億，但財政部統計卻顯示台商只向中國繳稅一千四百七十億，若再扣除中國優惠台商退稅，實際降稅好處恐怕只有六七百億，雙方數據相差將近五倍。這個涉及ECFA是否具有急迫性的核心問題，蔡前後問了三次，馬始終閃躲不答。

馬不只誇大降稅好處，還低估進口衝擊，包括對產業和對失業的雙重衝擊。蔡要求馬承諾十年不開放農產品進口，但馬只說不列入中國早收清單，最多承諾任內不開放，換言之只承諾兩年。這種說詞，如何讓農民放心？

蔡指出「ECFA將引發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財富重新分配，最不利弱勢，讓社會陷入對立，讓台灣在兩岸關係中喪失主控權」。蔡要求馬以香港CEPA為鑑，正視ECFA帶來的分配衝擊。馬儘管表示將透過稅制和社會福利解決，卻提不出任何具體對策。畢竟馬執政兩年的稅改，一面倒向富人，早已眾所周知：一方面大減遺贈稅和營業所得稅，另一方面卻遲不推動豪宅稅和奢侈稅。稅改如此偏袒富人，怎能正視ECFA分配衝擊？

最大質疑，是兩岸簽ECFA後，並不能保證台灣和其他國家簽FTA，一旦如此，ECFA反將使台灣經濟鎖進中國，使中國躍為核心，台灣反而淪為附庸。蔡指出兩黨對台灣經濟國際化的不同策略：「民進黨走向世界，並跟著世界走進中國，國民黨跟著中國走向世界，而且只能透過中國走向世界。難道台灣只有這個選擇嗎」？針對這個國家發展戰略的風險控管問題，馬完全不曾回應。

據此，蔡認為馬急簽ECFA過於冒進，而且還因為高喊六月非簽不可，導致台灣喪失談判籌碼，提早暴露底線，陷入談判大忌。蔡提出與中國交往的四大原則：一是主控權，二是循序漸進，三是遵循WTO多邊體系，四是維持整體平衡。但馬急簽ECFA，正好背離四大原則，使台灣喪失主控權，喪失整體平衡，一面倒向中國。

而且，馬只看到ECFA經濟面，無視ECFA對東亞的國際政治衝擊，也使雙方對東協加三得出相反結論。蔡認為日韓美自成格局，不可能接受以中國為中心的東協加三，馬卻認為東協加三即將在二Ｏ一二年形成，因此台灣必須及早未雨綢繆。蔡質疑如果中國和日韓美的矛盾一時難以解決，台灣是否要急於表態加入以中國為中心的陣營？針對這個國際形勢的重大判斷分歧，馬也未提供解答。

不過，兩人儘管充滿歧見，但蔡仍然試圖提供折衷答案。她建議台灣可同時與重要貿易夥伴談判FTA（包括中國、美國、東協、日本），但不要先和中國簽署，而是在各方都談判成熟之後，才選定時程同時簽署。事實上，二ＯＯ二年兩岸同時加入WTO，就是採取同時入會模式，在國際共識下，中國只比台灣早一天入會。

此外，蔡也建議可以進行「無FTA架構、但有FTA之實」的雙邊協商，例如目前進行中的台美投資貿易架構談判（TIFA），即無簽約雙方必須在十年內履行九成貿易自由化的規範。與中國進行經貿談判，蔡也堅持循序漸進、不預先承諾十年架構的原則。但針對蔡的折衷建議，馬也毫不理會。

總之，馬面對各種質疑，幾乎不動如山。蔡質疑高估降稅好處，質疑低估進口衝擊，質疑低估分配衝擊，質疑單獨鎖進中國，質疑過於經濟冒進，質疑破壞整體平衡，質疑忽視國際政治，蔡所提出的每一問題，都是攸關台灣前途、無可迴避的重大質問。但馬作為國家領導人，竟然每項都敷衍了事，避重就輕，既看不出準備妥當的執政能力，也看不出坦誠布公的溝通誠意。

面對馬實問虛答，蔡實在客氣到令人心急。例如蔡質疑馬團隊有很多人和中國有利益牽扯，馬說如果有利益衝突，歡迎各界檢舉，一定依法嚴辦，蔡卻未乘勝追擊，公開點名批判，要求當場承諾。類似流於手軟，還包括馬說如果ECFA不能維護國家利益，寧可破局，蔡也未追問馬既說六月非簽不可，不簽穩死，何來「寧可破局」？二者明顯互相矛盾。

不過，儘管實問虛答是雙英辯論的最大特徵，但蔡在辯論中提出的實問，卻都鏗鏘有力，台灣人民即使沒聽到答案，但也對比看出馬的漫不經心，看出台灣問題的沉重。光是這些，也該肯定這場世紀辯論的歷史意義。

誇大危機只會惡化反彈

雙英辯論將在下周日舉行，但ECFA正反陣營結論已決，幾無商量餘地。馬政府誓言六月非簽不可，反對派也揚言五月抗議遊行，雙方劍拔弩張已成定局。

東協加一元旦實施，並非只有台灣遭到降稅衝擊。韓日即使促談東協加三，預定進度最早也不過二Ｏ一二年，而且和中國矛盾甚多，能否如期簽成，兩國並不樂觀。能否擴大為東協加三，韓日只以平常心對待，並未視為「除此之外，別無生路」的唯一發展戰略。

韓日醞釀東協加三多年，兩國按部就班，並未誇大東協加一的經濟威脅，更未渲染導致全國陷入恐慌。反觀馬政府，卻把東協加一當成空前危機，醞釀ECFA不到半年，不但喊出六月非簽不可，甚至喊出「不簽穩死」，馬英九更突兀表示「台灣不簽就會成為北韓第二」。這種誇大危機、錯誤類比、草率急躁的決策模式，才讓台灣人民和國際社會感到莫名其妙。

馬政府到底急什麼？對比韓日不疾不徐的平實態度，顯然東協加一的經濟威脅，並非如此迫切。馬政府又說可領先韓國取得中國佈局優勢，但攸關台韓競爭的面板，卻又無法納入早收清單。儘管馬政府說ECFA只是經濟議題，但急於六月簽成，其實非常政治：一是為了挽救低民調，挽救五都選舉，必須搶立大功；二是第五次江陳會地點在杭州，反對派鞭長莫及；三是馬英九始終不回應胡六點，早已引發北京不滿，必須另闢兩岸架構示好。

三大政治考慮，使馬政府寧可快刀斬亂麻，即使引發朝野對抗、引發友邦懷疑也不足惜。馬政府三大政治需求，北京也了然於心，ECFA既可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，落實「以通促統、以民逼官、以商圍政」戰略，北京當然樂於配合。

正因為在經濟包裝下，藏有太多政治算計，反對派才會直指要害，認為ECFA限期簽署根本就是政治高於經濟，決心對抗到底。朱立倫把反ECFA比喻成反對捷運，認為事後回顧，雙方可能感到好笑，這種認知顯然過於天真。

一九三二年四月，經濟大蕭條進入最嚴重時期，美國專欄作家李普曼與胡佛總統會面，事後李普曼呼籲領導者要注意籠罩在全國的「陰暗不祥之兆」和「絕望的軟弱無能」氣氛。他說「在一個士氣低落的國家，每個人都變得孤獨，成了他自己疑慮的犧牲品。他不相信任何事情，只相信每個人和每件事的最壞方面。他看到的只是自己內心矛盾混亂和別人搞的陰謀詭計。這就是大恐慌、大崩潰」。

何以致此？李普曼認為主因在「信念消失」。人民所以欠缺信念，主因是領導者不講真話、不深究原因、不鼓勵價值、不將心比心。

國內投資不足和就業不足的雙重危機，絕非ECFA足以解決，更需要其他積極處方。馬政府不深入診斷台灣經濟病因，卻急就章製造兩岸經濟神話，不但不足以解救台灣病症，反而會先招來更大的反彈和恐慌。

讓利無效考驗北京戰略

ECFA二次協商，大陸同意台灣排除農產品、弱勢傳產和陸勞三項目，被馬政府視為兩岸協商的重大突破。事實上，這些承諾早就體現在胡溫讓利談話和王毅「惠台五意涵」之中，與其說是台灣求讓得法，不如說是大陸另有所圖。

固然在後續談判中，大陸未必對台灣有求必應，首席談判代表唐煒更反映商務部意見，強調大陸也有「更多弱勢產業需要照顧」。但這些經濟上的小得小利，相較於大陸的戰略考量，恐怕都無關緊要。

大陸並不在乎給台灣更多「養分」，關鍵是要透過讓利確立新的兩岸架構，藉此「套住」台灣，消極防止台灣偏離兩岸經貿整合軌道，積極佈署「以通促統、以商圍政、以民逼官」戰略。早在一月二十六日ECFA首次協商時，大陸即要求兩岸洽簽時，必須先關照兩岸經貿正常化問題，希望在正式文本中，明確寫出「兩岸經貿正常化」文字。

相較於大陸過去對台談判表現，不管在貨運直航、第五航權、租稅協議等細微議題，可說是寸步不讓，如今突然對ECFA主動表態讓利，背後定有更高考量。國台辦主任王毅提到「先易後難、先經後政、把握節奏、循序漸進」的基本思路，顯然ECFA在「先經後政」上，具有創造新架構的重大轉折意涵。

問題是，大陸「先架構、後細節」的談判立場，卻因為ECFA在台灣支持度過低，大陸擔心馬政府難以承受反彈，不得不在最後關頭再度讓步，同意不將「兩岸經貿正常化」寫入文本。弔詭的是，馬政府民調低迷，不但使國共合作難以確立新架構，同時也使大陸「以養求套」戰略遭到挫折。

至此，ECFA內涵已經完全走調，如唐煒所說，充其量「只是早期收穫計畫，談不上自由化」，這種「只有細節、卻無架構」的兩岸經貿談判，顯然並非大陸所圖。大陸既然無法經由ECFA確立兩岸新架構，未來進入早收清單的關稅減讓攻防，讓利意願恐怕也會大打折扣。

此外，大陸一旦無從確立兩岸新架構，台灣能否在洽簽ECFA之後，如願與其他國家洽簽FTA，恐怕也不無疑問。畢竟對大陸來說，外交讓利比經濟讓利更關鍵。國台辦保守立場，可從一月二十一日意外插曲得知。當時高雄市訪問團會見國台辦，國民黨立委鍾紹和會後轉述王毅提到「台灣與其他國家簽署FTA，對大家都有好處」，經台灣媒體大肆報導後，國台辦不但公開全盤否認，甚至還要求鍾對外澄清。

為了挽救國民黨政權，大陸不得不配合讓利演出ECFA大戲，馬政府愈弱，大陸只好讓愈多，原本期待藉此走向國共第三次合作，共創兩岸新平台，豈知馬政府竟然弱到連ECFA作為經貿正常化架構也難以主張。面對如此窘境，大陸除了啞巴吃黃蓮之外，恐怕也只能自嘆所愛非人。

專業不敵民粹，民意不敵兩岸

最近馬政府亂無章法，已經惡化到不可思議地步。原可公評的三大改革，包括挽救健保、廢除死刑、公務員考績從嚴，竟然相繼搞成政府內鬨、部長請辭、社會對立、民眾反彈。政府領導無能，不敵民粹當道，不但導致好事變壞事，好人變壞人，更糟的是有心改革的好官，還可能先被反淘汰出局。

三大改革相繼走調，一方面突顯政府內部溝通混亂，一方面也突顯專業不敵民粹。院長是否喊卡，幾乎取決於哪邊聲音大：衛生署長必須辭職示威，才能逼迫閣揆正視健保現實；法務部長高調廢死，自以為呼應總統，卻惹惱民意反彈被迫下台；銓敘部長勇敢挑戰公務員特權，輿論一片叫好，高層卻憂心選舉衝擊，又陷入敷衍喊卡。

奇怪的是，成天標舉「庶民經濟」的吳揆，卻只對健保漲價、廢死反彈、公務員跑票等民粹抗議特別敏感，但對更多人憂心的兩岸議題卻頗為遲鈍。例如三月四日，國貿局突然開放中國血漿來台，被立委痛批是更危險的美牛翻版。事先不知情的衛生署，竟召開記者會表示中國既非狂牛疫區，當然可以進口血漿，而且還保證只做試劑，不會注射人體。

問題是，反對中國血漿進口，與狂牛並不相干，而是不信任中國品管。難道衛生署忘了三鹿奶粉教訓？這些毒奶何嘗不也通過中國政府檢驗？更何況血漿影響比奶粉更全面，衛生署豈可忘記河南愛滋村的輸血感染災難？又如何保證不會有醫療業者濫用中國血漿？放眼全球先進國家，有哪一國如此放任進口？

美牛事件導致劉揆下台，想必吳揆銘記在心，但他對進口中國血漿可能引發的更大風險，卻毫無警覺，即使在部會與立委交鋒之後，仍然不發一語。這難免令人懷疑民意不敵兩岸，為了避免引起兩岸不快，吳揆對於兩岸爭議項目盡量迴避不碰，原本敏感的庶民感受突然變得魯鈍不靈。這種對內「專業不敵民粹」、對外「民意不敵兩岸」的雙重標準，實在令人搖頭。

記得吳揆上任之初，還曾信誓旦旦表示，為了尊重民意，ECFA必須取得六成支持才可洽簽。如今不過半年多，仍有六成以上民眾不了解ECFA內容，馬政府卻一再揚言六月完成洽簽，吳揆對於自己的政治跳票也毫無解釋，又是「民意不敵兩岸」的另一證明。

專業不敵民粹，使好事變壞事，好人變壞人，好官難出頭，是馬英九「好人治國」的最大諷刺。民意不敵兩岸，使兩岸壓倒一切，民主失去討論，政策失去標準，更是馬英九「有利於台灣、有利於人民」的最大反證。

首都對決的戰略價值

民進黨最強棒蘇貞昌宣布參選台北市長，使年底五都選舉更具有全國指標意義，關鍵不在台北縣長是否易手，而在首都對決能否激出政黨輪替的新動能。

蘇轉向北市，固然凸顯挑戰國民黨的更大決心，但也引發民進黨坐三勝局可能生變的質疑，萬一台北縣市兩頭落空，蘇更可能背負綠營罵名。這種質疑其實頗有問題，不但高估台北縣的全國意義，也未正視首都對決的戰略價值。

從人口統計來看，北縣三百八十七萬固然遠高於北市二百六十萬，但不管是政治經濟或文化影響力，北縣都遠低於北市，尤其在攸關全國大選的主流民意塑造上，北縣幾乎毫無角色可言。

正因為北縣並無輻射影響力，北縣選情往往更受制於全國主流民意，並不因為當地執政即有特別優勢。例如二ＯＯ一年蘇貞昌連任台北縣長，得票五成一，小贏五萬票，但二ＯＯ四年陳水扁連任只得票四成七，北縣反而輸十三萬票。二ＯＯ五年扁政府貪腐已被揭發，儘管蘇以現任縣長全力輔選羅文嘉，卻只得票四成四，大輸十九萬票。二ＯＯ八年總統大選，民進黨聲勢已因扁案跌到谷底，儘管蘇身為副總統參選人，謝蘇配北縣得票仍慘跌到三成九，大輸近五十萬票。

換言之，如果民進黨有心進取總統，就不能幻想地方民意可以加總累計成全國民意，因為在總統大選中，全國民意往往更受制於首都輿論，北台灣尤其如此。二ＯＯ六年九月，北市爆發紅衫軍百萬倒扁圍城，南台灣綠營原本不以為然，但在兩年後總統大選，這些首都輿論卻如星火燎原席捲全國，造成民進黨創黨以來的最大挫敗。

除了輿論劣勢之外，民進黨還要正視南北差距的不利現實。至今年元月，泛綠執政縣市（雲嘉南高屏加宜蘭）人口只有八百零六萬，但光是北台灣（北北基加桃竹苗）人口已高達一千零三十三萬；另以經濟產值比較，北台灣更高居全台灣七成以上。人口少數加上經濟劣勢，民進黨即使守穩南台灣，也難以撼動全局。展望總統大選，民進黨更必須正視搶攻全國輿論高地的挑戰。

由此切入，才能凸顯出蘇貞昌轉戰首都的戰略意義，畢竟坐守三席對民進黨而言，並無政黨輪替的戰略價值。更何況贏得北縣，並不足以對北台灣產生引導作用，更遑論輻射影響到全國動向。不管是北縣、大高雄或大台南，都不足以創造民意新主流，只有首都對決才能激出扭轉全局的能量。

台北市具有全國領導地位，是總統大選的戰略高地，也顯示在台灣三位民選總統的相同資歷。不管是李登輝、陳水扁或馬英九，都出身台北市長，這絕非歷史巧合。當選台北市長固然並不保證總統勝選，但不經首都選戰，要想建立全國領導人地位，不管對政黨或政治人物，恐怕都很難成功。

都怪泛藍選民不投票?

歷經幾次立委補選和縣市長選舉，坊間（尤其是泛藍代表）逐漸流行兩種似是而非的論調：

一、國民黨敗在泛藍選民投票率低，民進黨贏在泛綠選民投票率高。

二、泛藍選民黨性較弱，較易受制於短暫情緒或個人好惡；泛綠選民則黨性強悍，即使有不滿情緒，仍會堅守黨性含淚投票。

這種把選舉成敗歸咎到藍綠選民的本質性區別，不但不符合政治學理，也不符合台灣選舉現實。首先就學理來說，政黨板塊並非堅固不變，深藍或深綠選民並非多數，更多是隨時轉向的中間選民，尤其在單一選制下，即使投票率低到四成以下，強硬意識型態或特殊利益代表，也不可能高過代表主流民意的中間選民力量。

如果政黨板塊始終不變，英美等長期採取單一選制的老牌民主國家，豈有可能發生大規模政黨輪替？以英國為例，一九七九年英國保守黨贏得三分之二選區，但過了十八年，一九九七年英國工黨也同樣贏得三分之二選區，顯示高達三分之一選區發生政黨輪替。類似情形也發生在美國，今年一月民主黨控制長達三十年的麻州參議員選區，也同樣逆轉敗給共和黨，但不過在一年多前的總統大選，民主黨歐巴馬還在麻州贏了百分之二十。

同理看台灣選舉，也絕非泛藍或泛綠等二分法可以理解。以桃園為例，成為泛藍地盤不過是最近十年的事。不要忘了一九七七年中壢事件即發生在桃園，當時許信良脫黨參選仍能贏得縣長。事隔二十年，一九九七年桃園縣長選舉，呂秀蓮還以五成六得票勝選，桃園顯然並非泛藍禁臠。

桃園成為泛藍地盤，關鍵在二ＯＯ一年朱立倫參選，民進黨得票跌到四成四，二ＯＯ五年朱競選連任，不但縣政名列全國前茅，又逢扁政府貪腐剛被揭發，民進黨得票跌到三成八。可見在單一選制下，候選人形象和當時大環境，實為影響主流輿論和中間選民的兩大關鍵。同樣在二ＯＯ九年，馬政府無能已漸露端倪，儘管民進黨鄭文燦匆忙上陣，得票率卻立刻反彈到四成六。

　　另如更被視為泛藍地盤的花蓮，一九九二年民進黨主席黃信介親征，花蓮還被視同「民主沙漠」，結果黃卻驚險勝選，國民黨還被揭發選舉作票。一九九七年縣長選舉，民進黨儘管並未獲勝，得票率仍在一對一之下衝到四成三。

　　自二ＯＯ一年起，由於親民黨崛起，花蓮逐漸成為三足鼎立，反而夾殺了民進黨發展空間。二ＯＯ一年縣長選舉，國民黨得票三成九，親民黨二成八，民進黨跌到三成一。二ＯＯ三年縣長補選，國民黨空降謝深山，得票再次突破五成，民進黨跌到二成九。二ＯＯ五年謝競選連任，民進黨更跌到一成九，創歷史新低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即使在泛藍更強的花蓮，也曾出現黃信介爆冷門的短暫插曲，顯見候選人因素的重要，而且只要是一對一，民進黨也能在地方派系夾縫中，維持四成以上得票。謝深山重挫親、民兩黨，與其說是國民黨坐大，不如說是個人因素使然。而民進黨得票一度跌破二成，也是候選人和大環境連累所致。

總之，單一選制下的政黨勝負，候選人和大環境才是關鍵，多數中間選民隨時可能轉向，絕非堅固不變。如果國民黨始終認定馬總統的七百六十多萬張票就是所謂「泛藍選民」，因而把選舉挫敗歸咎於「泛藍選民不投票」，顯然並未掌握問題核心。畢竟中間選民並不屬於任何政黨，他們更受主流民意影響，國民黨該檢討的並非選舉動員力的下降，而是國民黨脫離主流民意，導致中間選民不再支持國民黨候選人。

二ＯＯ五年縣市長選後，初任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發表勝選感言：「這次勝利真正的贏家是台灣人民。國民黨沒有打敗民進黨，是民進黨打敗了自己」。同理，面對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和幾次立委補選的挫敗，我們也要說，台灣人民仍是真正贏家，民進黨沒有打敗國民黨，是國民黨打敗了自己。

從機場消長看台韓盛衰

　春節期間，國際機場協會（ACI）公布全球服務最佳機場排名評比，桃園機場滑落到廿七名，韓國仁川機場則繼續維持二○○五年以來的世界第一。

　桃園機場於一九七九年啟用，當時是亞洲最具現代化的國際機場，甚至還吸引新加坡來台考察，八一年啟用的新加坡樟宜機場曾以桃園機場為範本。當時韓國只有金浦機場，不管是設備或服務，都落後台灣甚遠。

　但韓國在八八年主辦奧運後，隨著國際視野提升，決心規畫新機場工程，包括人工填海造陸，花了將近十年建成仁川機場，於二○○一年啟用。不過五年，就躍升為全球服務第一名，從此蟬聯后冠至今。

　就聯外交通來說。仁川機場早已與首爾地鐵接軌，並有機場快線連結金浦機場，今年還將完成直達首爾的機場快線。反觀台灣，桃園與松山機場至今仍無快線連結，直達台北的機場捷運工程嚴重落後，至少要到二○一四年才能通車。

　另就進出旅客來說，仁川機場早已超過桃園機場。以二○○八年為例，仁川機場為三○一七萬人次，桃園機場只有二一九四萬人次。另以同年進出貨物來說，二者相差更遠：仁川機場為二四二萬公噸，桃園機場只有一四九萬公噸。

　聯外交通相對完整，凸顯出韓國政府當局的規畫效率；服務品質冠於全球，更凸顯出韓國政府的旺盛企圖心；客貨運量跳躍成長，則凸顯出韓國經濟的迅速崛起。

　桃園與仁川機場的消長，只是台韓經濟盛衰的縮影之一。就在今年年初，傳出韓國與迦納簽約造屋，合約金額高達一百億美元，最近剛完成的杜拜塔，三星集團也是首要承包商。更驚人的突破，是韓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簽訂四座核電廠建造合同，包括後續營運和維修，總金額高達四百億美元。這是韓國參與的第四次國際競標，終於打敗美法日三國，首次獲得成功。

　和台灣一樣，韓國也從七○年代開始發展核電，至二○○五年，已有二十座商用核電機組，發電量居世界第六。但與台灣不同的是，韓國自始即強調自主研發，分別從美國、法國、加拿大引進核電技術，至一九九五年已擁有九成技術，預估在二○一二年完全自主。更重要的是，韓國政府還把核電與汽車、半導體、造船產業相提並論，定位為韓國未來四大出口產業，目標是二○三○年輸出八十座核電廠，總金額四千億美元，占全球市場百分之二十。

　韓國核電輸出取得歷史性突破，是今年元月的全球大事，國外媒體無不大肆報導，反觀台灣卻無人理會，如不是李家同教授投書提醒，台灣恐怕還在孤芳自賞之中。李教授提到，當他把韓國輸出核電的消息告訴清大工學院學生，「全體鴉雀無聲，從他們的嚴肅表情看來，可以想見內心的沉痛」。

　誠如李家同所說，台韓最大不同，在於「韓國有野心，也有耐心。他們老是想做領先者，也肯耐心下苦功，十年寒窗下來，也真的出頭了」。從同樣基礎出發，韓國核電已把台灣拋在腦後；從相對落後起跑，韓國仁川機場也已遙遙領先。

　類似的對比沉痛，還包括韓國造船、汽車、半導體、面板等硬產業的全球崛起，到韓國寬頻網路、線上遊戲、韓流等軟產業的領軍亞洲；到韓國主辦奧運和世足賽、躍為體育大國、全面改造首爾，到加入OECD、出任聯合國祕書長、以及即將主辦G-20經濟高峰會。不管何者，韓國總是定位明確、態度堅定，對比出台灣的定位困惑、猶豫不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