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府束手開放才是最大危機

六月初，全球最大的鐵礦投資案宣告破局，中國鋁業原本敲定將入資澳洲力拓（Rio Tinto）一百九十億美元（一成四股權），力拓卻在最後關頭突然拒絕。

這並不是澳洲第一次拒絕中國入資。三月下旬，澳洲也曾駁回中國五礦集團收購Oz Minerals案，儘管澳洲總理陸克文（Kevin Rudd）是舉世聞名的親中派，他所領導的澳洲政府並未對中國鬆手。

美國也曾在二ＯＯ五年八月駁回中國海洋石油對優尼科（Unocal）一百八十五億美元的收購案，儘管中海油比競爭對手雪佛龍的報價多出十億。後來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薩克奇也都相繼表示，反對中國主權基金在該國投資。

美、澳、德、法都是信奉自由市場的老牌民主國家，但在面對中國投資時，政府並未袖手旁觀，不但採取嚴格審查標準，還常以非經濟理由駁回投資。主因是來者不善，中國有能力對外投資的企業或基金，幾乎都由政府掌控。面對這種政經不分的外來挑戰者，放任自由市場競爭，無異自取滅亡。

中國對西方並無立即而明顯的威脅，西方對中國投資的防範尚且如此。反觀台灣，中國不但是最大假想敵，也從未放棄武力犯台，但馬政府對於兩岸經貿的放任，對於兩岸交往的樂觀，卻遠非西方所能想像。

以中資來台為例，馬政府原本將「國務院部委機構和軍方直屬企業」都排除在外，後來卻慮及國務院管轄的基金高達一百三十八檔，只把排除對象限於軍方。此外，原本禁止中資參與影響國安和壟斷項目，卻又為了促成兩岸共同參與「愛台十二建設」，特准中資可以投資航空城和港阜建設。據了解，中國最大的主權基金中投（股本兩千億美元）有意投資航空城，一旦如願，形同取得台灣空運情資，豈可說與國安無關？

馬政府對中資投入海空建設的放任，可以對比二ＯＯ六年三月美國對阿拉伯外商的態度。當時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外商杜拜港口世界 (DP World)有意從英國公司買下二十二個美國港口經營權，美國國會擔心該公司的背景，斷然立法阻止該項交易。兩相對比：杜拜港口世界與賓拉登毫無關連，美國尚且如此緊張，反觀中投，徹首徹尾是國務院直屬機構，馬政府卻毫不在乎。美國有馬政府這種盟友，豈能無條件信任台灣？

事實上，美國早已對台灣敵我不分的兩岸交往感到憂心，特別是針對台灣高科技不斷流向中國有所防範，開始管制部份尖端設備（尤其是半導體）輸入台灣。儘管如此，馬政府卻變本加厲，突然在上周五宣布將放寬十二吋晶圓廠西進中國。

馬還引述錯誤的資料說「連英特爾都去了」，其實英特爾只在大連製造晶片組，和台灣可以生產各種IC、技術門檻更高的晶圓代工完全不同。台灣的晶圓代工獨霸全球，相關產值高達一兆五千億元，是最重要、最敏感的高科技產業。二ＯＯ二年台灣曾為是否開放八吋晶圓廠登陸展開辯論，當時的民進黨政府決定廠商必須在台灣完成十二吋製程量產後，才能輸出舊八吋晶圓廠，結果促成了晶圓廠向上升級的動力，成功開拓出全球最大的十二吋晶圓廠聚落。

反觀馬政府，既未展開辯論，又未看到配套，就由馬總統輕率表示將要放寬限制。這種「只要開放就是好」的教條思維，不但將威脅台灣的經濟前景，也將重挫台灣的安全價值。

兩岸轉守為攻, 才能提振民進黨

五一七前後，衛生署長葉金川出使世衛大會，高雄市長陳菊出訪北京推銷世運，二者都引起軒然大波。前者被批為「自我矮化台灣」，民進黨和獨派異口同聲；後者被獨派批為「兩岸戰略錯亂」，民進黨反為陳菊緩頰，表示只是「主辦世運的必要任務」。

陳市長出訪北京前夕，是高雄五一七遊行的總領隊，當時訴求是「反傾中、保台灣」，民進黨為了宣示反中決心，還特別在中常會決議禁止黨公職出席福建海峽論壇。但不過四天後，陳市長卻選擇「去中國、保世運」，理由是世運主辦國必須出訪表達善意。問題是，台灣當年申辦世運並未得到中國協助，以先進國為主的世運也不是中國強項，即使要表達善意，也無必要以中國為首訪對象。正因為世運理由過於牽強，外界才會解讀陳市長「去中國」並不是為了「保世運」，而是為了「保政治」，為兩岸互動開闢出有別於國民黨的另類作為。

畢竟在馬政府執政一年來，隨著兩岸開放的迅猛發展，民進黨在兩岸互動不但完全陷於被動，甚至還陷入「計畫趕不上變化，口水比不上油水」的尷尬處境。面對國民黨近乎每周突破的兩岸開放政策，民進黨原本可以凸顯不同的經濟選擇，但在政治反擊本能遠高於經濟反應本事的先天體質下，民進黨卻愈來愈焦躁，把複雜的經濟選擇題，簡化為單純的政治是非題。久而久之，人民也逐漸產生刻板印象，認為國民黨專搞經濟鬆綁，民進黨專搞政治緊縮，有人甚至認定國民黨專搞經濟，民進黨專搞政治。

專搞政治的刻板印象，在經濟至上的全球趨勢下，對民進黨極為不利。只在國內抗議中國打壓，不與中國正常往來，只凸顯兩岸交流弊害，不掌握兩岸雙贏契機，也等於把兩岸主導權完全交給國民黨，讓國民黨成為與中國打交道的唯一明星。不專攻經濟，不經營兩岸，等於自外於台灣政治的兩大主流。如此被動防守，如此每況愈下，當然會讓陳市長等民進黨有識之士憂心忡忡。

問題是，陳市長的迅速變臉，也凸顯出民進黨兩岸路線轉型的窘境。不過四天，她先以中常委黨職身分表達「反傾中」，然後又以市長公職身分表達「必須去中國」。黨政立場如此相反，不但在各國主要政黨聞所未聞，也必將引發支持者困惑。關鍵在於民進黨除了主權立場之外，並未針對兩岸互動提出具體的行為準則。例如陳總統曾公開提倡陳胡會，呂副總統也傳出北京邀訪，蔡主席也表達有意訪中，加上雲林蘇縣長的農業交流，高雄陳市長的世運之旅，與此對照，福建海峽論壇卻全數封殺。兩套標準，理由何在？

民進黨主張兩岸經貿正常化，前提是兩岸對等，但由於北京所提出的兩岸交往模式始終無法滿足民進黨的對等要求，兩岸因此難以突破。作為政黨，民進黨當然可以基於某種信念，拒絕和中國打交道，但作為小國，台灣卻必須正視中國的經濟崛起，不能無限期拖延兩岸正常化的歷史訴求。政治極其現實，台灣人民要兩岸正常化，民進黨不能就是不能，做不到兩岸突破，只能換腦袋來做，甚至要換政黨來做。

就此而言，陳市長的世運之旅，恐怕是看出民進黨在兩岸上必須轉守為攻的徵兆。如何讓台灣的另類聲音，透過進取的外交作為深入兩岸，正是民進黨的當務之急。

不可迴避的中資隱憂

最近台股飆漲，不少人都歸功於中資來台效應，儘管估計核准來台的QDII資金最多不過新台幣三百多億，但股民對於深不可測的中國市場，總是抱持寧先追捧的幻想。因此在五月看到：回台上市的中國最大米果集團旺旺TDR，連飆八支漲停板；中國最大的通信集團中國移動傳出將投資遠傳12%，遠傳短短三天飆漲超過一成；中國最大的營建集團碧桂園傳出將和遠雄建設共同造鎮，遠雄也連續飆出八根漲停。

持股三成門檻徒具形式

面對台股飆漲，經濟部頗為自得，對中資來台也寄予厚望。針對中資持股門檻的鬆綁，經濟部即主張比照一般外資，只有中資持股五成以上者才視為陸企，這種天真想法並不被接受。最後馬政府採納陸委會建議，比照香港證交所對中資紅籌股的定義，規定「經第三地來台之陸企，含陸資股權30%以上或具有控制能力者，均須按陸企規範申請許可」。

問題是，持股三成只是表面形式，更可能的是儘管中資持股低於三成，卻在實質上「具有控制能力」，掌握公司人事權、經營權和財務。尤其在媒體發達的台灣，為了避免招人耳目，未來浮出檯面的中資企業，可能遠比政府預期要少。更普遍的投資形式，恐怕是表面上中資只有參股，由港台或外國人出面，實際上卻由中資掌控一切。中資來台，很可能一開始就走向地下。

換言之，兩岸協議中資可以來台，重點不在台灣是否允許中資登陸，而在北京是否放行中資。台灣過去所以沒有中資，並不因為台灣禁止，而是因為北京並未放行，尤其是多數具有海外投資能力的中資企業，幾乎都有政府背景，更不可能牴觸北京意向。一旦北京放行，中資就會透過各種管道進入台灣，根本防不勝防。

排除政治介入前後矛盾

需錢孔急的馬政府，並不在乎中資是否具有政治意圖。最明顯的指標，是馬政府原本將「國務院部委機構和軍方直屬企業」排除在外，但慮及國務院管轄的投資基金高達138檔，為了便於吸金，最後只把排除對象限於軍方。

馬政府的政策邏輯，是不從資金源頭控管，只從投資標的加以限制。明文禁止投資的項目，包括攸關國家安全、具有壟斷地位、不利經濟穩定者。就產業別來說，凡外人禁止投資或禁止台灣赴大陸投資者，都予以禁止，晶圓和面板兩兆產業因此被排除在外。另如台灣未達共識者，包括營建、石化、工具機、鋼鐵業也被排除，商辦地產投資開發因而落空。此外還有寄望於兩岸協商和共同發展者，如太陽能光電、航空、通訊、LED照明、資訊服務、風力發電、食品等，都有待兩岸業者共同推動，因此納入第二階段實施。

問題是，為了吸引中資投入愛台十二大建設，馬政府又把航空城和港阜設施列為核准項目，明顯違反國家安全和壟斷地位的排除規定。據了解，目前中投有意投資桃園航空城，中鐵建則有意接下航發會的高鐵股份。中投全名「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」，是國務院特批設立的大型投資公司，光是註冊資本就高達兩千億美元，是全球最大的主權基金之一。中國鐵建則由中國鐵道部組建，是中國最大的鐵路建設公司，香港上市後，目前是全球排名第六的工程承包商。

顯而易見，一旦中投入股航空城，必將取得空運情資，中鐵建一旦入股高鐵，也將掌握陸運情資，兩家公司都由國務院統管，豈可說與國家安全無關？此外，不管是航空城或高鐵，都具有獨占地位，與中油台電並無不同，何以前者特准中資介入，後者卻不允許？

違反市場規範難以制裁

對於中資來台的憂慮，主因是背後都有政府撐腰，未必按照市場規範運作，即使發生爭端，司法往往只是政治奴僕。以中國最大台商富士康為例，控告比亞迪侵權已經多次，幾乎投訴無門。今年的汽車下鄉，中國政府還以優先採購比亞迪電動車作為變相補貼。面對這種不公平競爭，富士康如果把中國當作唯一市場，最後必將死路一條。

由於中國向來政企不分，一旦中資和比亞迪裡應外合，透過人頭取得鴻海董事席次，進而將鴻海機密轉告比亞迪，並非全無可能。同理，中芯也可能和中資配合攻取台積電，寶鋼也可能針對中鋼，聯想則針對宏碁或華碩。未來在金融備忘錄簽署後，一旦兩岸互設分行，中資銀行也可能不顧隱私權，把企業或客戶資料轉給中國政府。追根究柢，中資和中資企業關係複雜，國家利益向來高於人權和市場，台灣政府或台商如國不提高警覺，最後恐怕會徒呼負負。

擴大成形的「養套殺」戰略

陸客來台突破每日三千，台股飆漲中資行情，中國QDII對台投資，中資直接投資台企，中國擴大對台採購，凡此種種，在正常交往的國家都算經濟利多。問題是中國不只政企不分，對台灣更別有動機，這些經濟利多一旦被政治濫用，就會形成一套環環相扣、循序漸進的「養、套、殺」戰略，台灣不能毫無警覺。

中國的戰略佈署如下：首先「以糖果養民」，中國拋出各種兩岸利多，讓台灣民眾產生好感；然後「以協議套民」，中國將兩岸利多逐步制度化，讓台灣民眾習以為常；最後是「以通促統、以民逼官、以商圍政」，中國以調節兩岸利多作為籌碼，在台灣內部形成親中團體，發動輿論影響政府，導向兩岸統一。

須強調的是，提醒要防制中國的「養套殺」戰略，並非反對兩岸開放，而是呼籲馬政府在面對中資來台時，不能忘記中國的政治布局，必須要有更周延、更敏銳的政治智慧面對挑戰。但從現有的政府作為來看，顯然漏洞甚多，仍有待各界正視問題。

與人民感受脫節, 才是民怨所在!

從四二六第三次江陳會，到五一七嗆馬保台大遊行，朝野彷彿兩個聾子的對話，不但各說各話，還互相抨擊。馬總統面對「過度傾中、流失主權」的批評，表示「不怕被扣帽子」。言下之意，執政一年的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在野指控並無根據。

五一七遊行的主要訴求，認為馬政府執政一年，引發人民前所未有的三種不安：對主權流失的不安、對經濟情勢的不安、對民主倒退的不安，這些批評並非無的放矢。以主權流失為例，儘管馬政府堅稱並未對主權讓步，還認為受邀WHA觀察員是重大突破，但根據＜財訊＞民調，傾向「台灣前途最後會統一或香港化」的比例，在馬執政一年後，已經從不到一成急遽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三。馬政府對主權流失的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顯然與人民的感受脫節。

其次是對經濟情勢的不安。不管是受薪階級對失業擴大的恐慌、或是傳統產業對兩岸鬆綁的恐慌、或是中小企業對景氣低迷的恐慌，馬政府至今不是對策無效，就是政策不明。儘管最近台股飆漲，媒體也大力渲染兩岸開放利多，馬政府也隨之喜形於色，但＜財訊＞針對民眾未來半年的投資意向調查卻顯示，仍有高達七成二不會投資股票或基金，八成一不會購置房地產，顯示貧富懸殊或城鄉差距已日趨嚴重。馬政府對經濟情勢的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顯然和人民感受相去甚遠。

最後是對民主倒退的不安。不管是一黨獨大體制、或是司法整肅異己、或是兩岸談判迴避監督、或是集會遊行大幅限縮，台灣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，正在不斷退步。美國人權組織＜自由之家＞就指出，台灣在全球新聞自由的排名，從去年第三十二名退到今年第四十三名。三年來台灣持續榮獲亞洲第一，如今已輸給日本。主因是「政府對媒體內容施壓和騷擾記者的情形愈來愈嚴重」，並以去年的陳雲林訪台事件，做為新聞自由惡化的分水嶺。馬政府對民主倒退的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顯然與人民感受不同。

決策盲點，執行失誤，每個政府多少都有，只要傾聽民意及時改正，仍可向上提升。但馬政府的最大問題，是永遠處於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只關注自己預期的效果是否達成，卻看不到被遺忘的受害弱勢或始料未及的後遺症。久而久之，為了讓長官「自我感覺良好」得以實現，部屬也開始迎合上意，結果是政府盲點始終無法克服，永遠只聽到想聽的，決策體系也愈來愈封閉狹隘。

以ECFA為例。馬接受美國智庫CSIS專訪，提及有七成民眾贊成ECFA，那份政府民調正是典型的迎合上意問法：「如果ECFA可使出口到中國的關稅降低，您是否贊成簽訂？」這種問法當然會產生多數支持。問題是，其他民調都顯示仍有八成民眾不知道何為ECFA。人民既不了解全貌，豈可強說獲得支持？官場逢迎並不意外，關鍵是馬總統竟信以為真，把「自我感覺良好」擴大到國際場合上引用，這才真正令人感慨。

一九八六年，鹿港反杜邦民眾北上總統府示威，民眾手上拿著斗大的「怨」字排開，一片片民「怨」，讓蔣經國總統大感納悶：何以他如此盡心國事，仍然惹來撲天民怨？一年後，蔣經國開始推動舉世矚目的解嚴，台灣民主化從此展開。

當年的蔣經國，迅速從「自我感覺良好」中驚醒，啟動了令人敬佩的重大改革。如今的馬英九，能否有這種見識決心，從他的不沾鍋個性來看，恐怕並不樂觀。

弱勢總統要從根救起

馬總統是否領導弱勢，是否脫離狀況，是否已被架空，近來頗受議論。總統府堅決否認，認為對於郭冠英事件延遲十三天表態，只是比較審慎，並非領導弱勢；更坦承財產來源不明罪限縮到貪汙犯，原本就是總統主張，兩院只是遵循上意而已。

為了凸顯未淪虛位，馬總統最近動作頻頻：不但獨排眾議督促立法院通過地制法，更在傳出軍隊賣官貪瀆後，第一時間要求國防部查明真相，國民黨內甚至傳出總統不排除回任黨主席。第一時間的定義由慢轉快，立法改革的督促由暗轉明，黨政同步的要求由鬆轉緊，種種跡象，都顯示馬總統有意改變外界對他的領導疑慮。

總統必須具備品格、理想、政治手腕、組織能力，才能為政府賦予願景和能力。近一年來，馬總統的領導所以飽受質疑，領導弱勢只是表象，根本原因在於徒具品格、理想不彰、手腕失準、組織無力。

卓越的總統都會在上任不久，提出一個有重點、具有吸引力、能夠逐步落實的治國理想。馬總統標舉的理想首推廉政改革，但前第一家庭弊案從起訴至今已延宕經年，司法體系的辦案無能和雙重標準早已飽受抨擊。加上國民黨對於民代雙重國籍案的推拖敷衍，苗栗立委補選竟然提名賄選當事人的配偶參選，如果不是輿論反彈，立院黨團還差點把賄選訴訟從二審終結改為三審定讞。廉政改革的言行不一，當然會重挫總統威信。

兩岸突破也是馬總統的治國理想。但以最具關鍵性的兩岸架構ECFA來說，這個攸關台灣經濟、亟待理性辯論的重大議題，竟然搞到官員各說各話、朝野大打混仗、媒體不明所以、人民莫名其妙的地步。政策不明，理想不彰，不但造成支持者失望，更導致反對者更加義正詞嚴。直到今天，仍有將近五成民眾完全不了解ECFA內容，超過六成民眾主張公投表決，民進黨更將於五一七發動群眾大遊行反制。

正如專研美國總統領導的大衛葛根所說，多數機構領導人的聲望，是由長期表現累積而來，唯獨總統相反。總統的權勢稍縱即逝，機會之窗的開啟時間，通常不過幾個月，因此總統必須動作明快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馬總統上任已經將近一年，他不曾在關鍵時刻落實廉政改革，不曾在聲望頂峰標舉兩岸藍圖，不曾利用機會之窗改革國民黨，不曾利用歷史契機團結人民。反之，他卻不斷流失機會，不斷喪失權威，不斷故步自封，不斷失去信任。

政策不明，理想不彰，主因有二：一是執政團隊準備不足，二是核心幕僚無力貫徹。相較於李登輝總統的核心幕僚兩宋（宋楚瑜、宋心濂）掌握組織情報，一蘇（蘇志誠）傳達總統旨意，馬總統在組織控管、情報掌握、指揮貫徹上，不管是力度或準度，都遠遠落在李總統之後。馬總統的核心幕僚多為毫無黨政淵源、欠缺從政磨練的學者，不但無法掌握組織情報，也無能判斷輿論動向，更不可能因應突如其來的各種政治危機。

馬總統轉趨積極領導，加強黨政同步，督促立法改革，縮短第一時間回應，都是克服領導危機的必要步驟。不過要提醒的是，不能只是調整總統個人作為，更要落實到核心幕僚和執政團隊的整頓，才能對症下藥。唯有如此，馬總統才能克服理想不彰、手腕失準、組織無力的多重危機。

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

　四月二十三日，恰逢中共解放南京六十周年。令人納悶的是，海基會偏偏選在此時此地舉行第三次江陳會，中國也毫不顧忌國民黨的歷史感受，南京到處都是紀念解放的標語。代表馬政府的海基會還沒上場，氣勢就弱人一截。

　談判結果差強人意，共同打擊犯罪如預期通過，直航增班增點略有所獲，最具利害關係的兩岸金融合作，只通過抽象的互設機構，中國並未同意台灣的銀行特准升格。至於馬政府最期待的ECFA，不但無法確定時間表，也未能納入第四次江陳會議題。

　在江陳會前，中國總理溫家寶即在博鰲論壇表示，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必須開放中國資本與商品進入市場。言下之意，中國不會獨厚台灣。畢竟對中國來說，除非有特別的政治考慮，否則並不可能把兩岸關係孤立於國際情勢之外。以直航增班增點為例，中國即面臨港澳的激烈反彈，港澳航空業表示客貨運業績比去年同期狂降兩成二，員工已經被迫休無薪假。台灣的增班增點訴求，中國最後只能折衷處理。

　另以銀行特准升格為例，中國的入世承諾，只限於外資分行必須成立三年且兩年獲利，才能承作人民幣，台灣卻要求立即生效的「超外資待遇」，亦即特准台灣升格分行、同時開放承作人民幣。問題是，台灣想要「超外資待遇」，卻不願在經濟上對中資銀行入台比照辦理，又不願在政治上承認「超外資待遇」等於「國民待遇」。台灣既不願付出經濟或政治代價，中國豈有獨厚之理？

　談判結果不如預期，凸顯出馬政府過於樂觀，同時也對照出中國對外談判的實力原則。啟示有二：一是台灣必須營造籌碼，敢於周旋政治條件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特惠；二是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既然敢要，就要敢給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尊重。

　舉例說，台灣的銀行要求「超外資待遇」破例升格，如台灣無法使中國認定有特別政治需要，或台灣敢讓中資銀行比照登台，恐怕並無成功機會。但這兩種成功之路，卻都不是當前赧於大開大闔的馬政府所能為。

　江陳會前夕，馬總統指示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把兩岸政治議題排除在外。但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，馬總統把厚植國力等同於發展中國市場的治國思維，卻使台灣在兩岸談判上日益陷於被動。台灣經濟不但有求於中國，還愈來愈受制於中國，小從陸客團是否來台，大到未來台灣股市能否上漲、台灣產業能否發展、乃至台灣人民能否就業等等，都愈來愈看中國臉色。

　馬政府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實質上等於「不談政治、只談經濟」，但長期來說，隨著台灣經濟愈來愈仰賴中國，這種談判策略無異於逐步投降。如台灣在開放兩岸經貿同時，不能維持經濟領先，不能營造政治籌碼，最後必將喪失自主，在經濟上逐步被中國吸納同化，在政治上逐步被中國和平消化。

　面對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，馬政府必須另有所圖，否則台灣恐怕只會日益陷於被動，只能寄望中國的善意恩賜。

弱勢總統自食惡果

最近兩樁政治事件，再次讓人領教馬英九總統的弱勢領導。弱勢總統的兩大特徵，不敢正視問題，不願入局主政，完全表露無遺。

首先是郭冠英的親中辱台事件，馬竟沉默了十三天，直到朝野吵成一團才表態譴責；其次是攸關競選承諾的「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」，馬竟縱容法務部和立法院將適用對象限縮為貪汙犯，無視輿論的激烈反彈。

郭冠英的辱台言論儘管激起朝野同仇敵愾，但放在兩岸政治的天平中，卻頗耐人尋味。中國媒體稱許郭是「真正的中國人」和「愛國者」，對於國民黨也隨民進黨起舞圍剿，感到難以理解，認為這代表「統派已經走到末路」。換句話說，郭冠英事件讓中國理解到，國民黨內已經沒有「真正的中國人」。

這不禁讓人想起去年馬總統的就職演說，當時許多中國涉台人士遍讀全文難掩失望，因為從頭到尾完全不提「中國人」一詞。執政近一年，儘管馬政府已經突破兩岸三通，卻始終不敢正視兩岸民族主義，也從不使用「中國」或「中國人」字眼，頂多只提到模糊籠統的「中華民族」或「華人社會」。

問題是，馬政府不敢正視民族主義，既不願自稱「台灣人」，又迴避認同「中國人」，將使台灣缺乏凝聚內部的集體象徵符號。尤其是面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強力挑戰，欠缺自我認同、無法定位歷史的台灣人民，最後勢將分崩離析。

但弱勢總統馬英九為了避免激起統獨衝突，完全不敢標舉類似李登輝「經營大台灣，再造新中原」的雄心壯志；為了避免激怒北京當局，馬英九也完全不敢提出「民主中國」的普世價值訴求。一個過半當選的總統，一個全面執政的政黨，最後不但窩囊到連兩岸理想也不敢說，甚至連六四紀念也不敢辦，連法輪功也不敢碰，連達賴訪問台灣也不敢准。

在北京眼中，國民黨內已經沒有「真正的中國人」；在民進黨眼中，國民黨內也沒有「真正的台灣人」。不敢正視民族主義的國民黨，只剩下政治現實主義者，但放眼歷史，現實主義最後還是會敗給理想主義。

弱勢總統馬英九不只在國家認同上混亂，不敢正視問題，害慘國民黨中國派，還在組織領導上懦弱，不願入局主政，害慘國民黨改革派。「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」的縮水，正是弱勢總統放棄領導，縱容行政院和立法院便宜行事的惡果。

當選之初，馬總統聲望鼎沸，但他並未及時把無形聲望轉化為有形組織。馬標舉雙首長制，不但自行弱化總統職權，也退出黨主席職位，身邊策士也多為毫無黨政淵源的學者，久而久之，與黨職公職自然漸行漸遠。不到一年，自命清高的馬總統，已經和各股勢力完全脫節，不但親﹑新兩友黨怨聲連連，國民黨中央﹑行政院﹑立院黨團也都自成山頭，總統府根本鞭長莫及。

馬的弱勢領導，路線上導致理想主義淪落和現實主義猖獗，組織上則導致山頭林立，各股勢力爭相代行權力﹑各派搶奪資源﹑先佔先搶先贏，瞬間蔚為黨內主流。「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」正好打中現實派要害，豈能照章通過？

不敢正視問題，不願入局主政，弱勢總統馬英九已經自食惡果。如不及早改正，台灣前途並不樂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