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

　四月二十三日，恰逢中共解放南京六十周年。令人納悶的是，海基會偏偏選在此時此地舉行第三次江陳會，中國也毫不顧忌國民黨的歷史感受，南京到處都是紀念解放的標語。代表馬政府的海基會還沒上場，氣勢就弱人一截。

　談判結果差強人意，共同打擊犯罪如預期通過，直航增班增點略有所獲，最具利害關係的兩岸金融合作，只通過抽象的互設機構，中國並未同意台灣的銀行特准升格。至於馬政府最期待的ECFA，不但無法確定時間表，也未能納入第四次江陳會議題。

　在江陳會前，中國總理溫家寶即在博鰲論壇表示，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必須開放中國資本與商品進入市場。言下之意，中國不會獨厚台灣。畢竟對中國來說，除非有特別的政治考慮，否則並不可能把兩岸關係孤立於國際情勢之外。以直航增班增點為例，中國即面臨港澳的激烈反彈，港澳航空業表示客貨運業績比去年同期狂降兩成二，員工已經被迫休無薪假。台灣的增班增點訴求，中國最後只能折衷處理。

　另以銀行特准升格為例，中國的入世承諾，只限於外資分行必須成立三年且兩年獲利，才能承作人民幣，台灣卻要求立即生效的「超外資待遇」，亦即特准台灣升格分行、同時開放承作人民幣。問題是，台灣想要「超外資待遇」，卻不願在經濟上對中資銀行入台比照辦理，又不願在政治上承認「超外資待遇」等於「國民待遇」。台灣既不願付出經濟或政治代價，中國豈有獨厚之理？

　談判結果不如預期，凸顯出馬政府過於樂觀，同時也對照出中國對外談判的實力原則。啟示有二：一是台灣必須營造籌碼，敢於周旋政治條件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特惠；二是兩岸必須平等互惠，台灣既然敢要，就要敢給，否則很難寄望中國給予尊重。

　舉例說，台灣的銀行要求「超外資待遇」破例升格，如台灣無法使中國認定有特別政治需要，或台灣敢讓中資銀行比照登台，恐怕並無成功機會。但這兩種成功之路，卻都不是當前赧於大開大闔的馬政府所能為。

　江陳會前夕，馬總統指示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把兩岸政治議題排除在外。但在中國經濟崛起之後，馬總統把厚植國力等同於發展中國市場的治國思維，卻使台灣在兩岸談判上日益陷於被動。台灣經濟不但有求於中國，還愈來愈受制於中國，小從陸客團是否來台，大到未來台灣股市能否上漲、台灣產業能否發展、乃至台灣人民能否就業等等，都愈來愈看中國臉色。

　馬政府「先經濟後政治」，實質上等於「不談政治、只談經濟」，但長期來說，隨著台灣經濟愈來愈仰賴中國，這種談判策略無異於逐步投降。如台灣在開放兩岸經貿同時，不能維持經濟領先，不能營造政治籌碼，最後必將喪失自主，在經濟上逐步被中國吸納同化，在政治上逐步被中國和平消化。

　面對第三次江陳會的談判困境，馬政府必須另有所圖，否則台灣恐怕只會日益陷於被動，只能寄望中國的善意恩賜。

弱勢總統自食惡果

最近兩樁政治事件，再次讓人領教馬英九總統的弱勢領導。弱勢總統的兩大特徵，不敢正視問題，不願入局主政，完全表露無遺。

首先是郭冠英的親中辱台事件，馬竟沉默了十三天，直到朝野吵成一團才表態譴責；其次是攸關競選承諾的「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」，馬竟縱容法務部和立法院將適用對象限縮為貪汙犯，無視輿論的激烈反彈。

郭冠英的辱台言論儘管激起朝野同仇敵愾，但放在兩岸政治的天平中，卻頗耐人尋味。中國媒體稱許郭是「真正的中國人」和「愛國者」，對於國民黨也隨民進黨起舞圍剿，感到難以理解，認為這代表「統派已經走到末路」。換句話說，郭冠英事件讓中國理解到，國民黨內已經沒有「真正的中國人」。

這不禁讓人想起去年馬總統的就職演說，當時許多中國涉台人士遍讀全文難掩失望，因為從頭到尾完全不提「中國人」一詞。執政近一年，儘管馬政府已經突破兩岸三通，卻始終不敢正視兩岸民族主義，也從不使用「中國」或「中國人」字眼，頂多只提到模糊籠統的「中華民族」或「華人社會」。

問題是，馬政府不敢正視民族主義，既不願自稱「台灣人」，又迴避認同「中國人」，將使台灣缺乏凝聚內部的集體象徵符號。尤其是面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強力挑戰，欠缺自我認同、無法定位歷史的台灣人民，最後勢將分崩離析。

但弱勢總統馬英九為了避免激起統獨衝突，完全不敢標舉類似李登輝「經營大台灣，再造新中原」的雄心壯志；為了避免激怒北京當局，馬英九也完全不敢提出「民主中國」的普世價值訴求。一個過半當選的總統，一個全面執政的政黨，最後不但窩囊到連兩岸理想也不敢說，甚至連六四紀念也不敢辦，連法輪功也不敢碰，連達賴訪問台灣也不敢准。

在北京眼中，國民黨內已經沒有「真正的中國人」；在民進黨眼中，國民黨內也沒有「真正的台灣人」。不敢正視民族主義的國民黨，只剩下政治現實主義者，但放眼歷史，現實主義最後還是會敗給理想主義。

弱勢總統馬英九不只在國家認同上混亂，不敢正視問題，害慘國民黨中國派，還在組織領導上懦弱，不願入局主政，害慘國民黨改革派。「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」的縮水，正是弱勢總統放棄領導，縱容行政院和立法院便宜行事的惡果。

當選之初，馬總統聲望鼎沸，但他並未及時把無形聲望轉化為有形組織。馬標舉雙首長制，不但自行弱化總統職權，也退出黨主席職位，身邊策士也多為毫無黨政淵源的學者，久而久之，與黨職公職自然漸行漸遠。不到一年，自命清高的馬總統，已經和各股勢力完全脫節，不但親﹑新兩友黨怨聲連連，國民黨中央﹑行政院﹑立院黨團也都自成山頭，總統府根本鞭長莫及。

馬的弱勢領導，路線上導致理想主義淪落和現實主義猖獗，組織上則導致山頭林立，各股勢力爭相代行權力﹑各派搶奪資源﹑先佔先搶先贏，瞬間蔚為黨內主流。「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罪」正好打中現實派要害，豈能照章通過？

不敢正視問題，不願入局主政，弱勢總統馬英九已經自食惡果。如不及早改正，台灣前途並不樂觀。

台灣經濟山寨化的隱憂

近三周來，台股連三漲冠於全球，各界都盛讚中國內需帶動。從山寨手機到山寨筆電，山寨產品瞬間躍為兩岸之光，彷彿成為台灣經濟的救星。

與此同時，中國最大的自創品牌車廠安徽奇瑞汽車，將和太子集團在台生產，據傳售價將比國產車低達三至五成。裕隆集團也將跟進，與浙江吉利汽車合作，兩岸聯手打造的「山寨汽車」也即將問世。

華為科技曾深入研究山寨手機，指出山寨現象是接近仿冒的「擦邊球產品」，「功能極豐富，價格極低廉，外觀極新穎，質量極不可靠」，「包裝上什麼都敢印，除了廠商的真實地址」，並以「狼性、創新、迎合市場」概括山寨精神。

無疑，山寨產品是以「快準狠、創意好、反應快、價格低、通路多」崛起中國，但「狼性」所隱含的黑暗面卻也和山寨產品如影隨形，包括「無規範」、「無責任」、「無專利」、「不守法」、「不服務」、「不繳稅」、「用了就丟」、「打了就跑」。如果不是中國政府縱容，加上人民消費權利低落，山寨產品根本沒有生存空間。

儘管山寨產品只是落後國家仿冒的變形，台灣卻因為中國山寨提供了救市急單，響起一片盛讚之聲，甚至還把山寨曲解為「兩岸版的科技創新」！事實上，山寨產品由於太過短線，整體收益並不如大型品牌；而且因為山寨仿冒過於猖獗，導致中國品牌難以取得外人信任。去年七月，巴基斯坦決定全面封殺中國製手機，即因為山寨機偽造國際行動設備識別碼（IMEI），導致數百支外銷山寨機被鎖死無法使用，中國政府縱容的山寨產品流竄，已經發展成世界級醜聞！

正因為中國山寨如此不負責任，即使聯發科成為山寨手機晶片老大，也不願太過聲張。畢竟，山寨產品即使可以提供快速的獲利機會，卻不可能發展成全球產業，更不要說技術生根。

奇怪的是，台灣卻在歌頌中國山寨的氣氛下，即將引進山寨汽車。這些以仿冒名車外型、內裝不堪一擊的中國山寨車，在國外還曾被罵為「豆腐車」，所引發的消費爭議更是層出不窮。師出同門，山寨汽車也是中國政府縱容和消費者無力的畸形產物。

台灣產業擁抱中國山寨，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倒退。原本期許台灣企業走向先進國家，提升為技術密集、自立品牌、經銷全球的世界企業，如今卻侷限兩岸三地，淪落為低價至上、技術代工、只能經銷中國的華人企業。

台灣經濟山寨化，不只有害產業升級，過於強調低價製造，更將導致兩岸要素價格均等化，造成台灣工資難以成長。八年來，兩岸經貿快速成長，儘管台灣GDP成長了百分之二十二，但製造業勞工平均月薪成長率卻只有百分之九點八，一旦扣除通貨膨脹，實質月薪幾乎等於零成長。八年來，兩岸經貿的獲利者只有企業界，國內勞工反而成為受害者。

如台灣智庫董事長陳博志所說，小經濟體容易被大經濟體同化。台灣以前是和美日等高所得國家合作，國內工資被美日拉高，工資成長快，但近年來台灣和所得低的中國愈來愈緊密，國內工資就反向被拉平了。

不管是經濟山寨化或工資零成長，都是台灣倒向中國經濟的後遺症。大力鼓吹簽署兩岸經濟協議的馬政府，必須向人民提出解決問題的答案。

經濟升級不能寄望中國

　新春伊始，失業率飆破百分之五。儘管立院在一月中旬通過「航空城條例」和「博弈條款」，並調降遺贈稅和貨物稅，加上內政部於一月中旬發放八百多億消費券，但這些努力相對於經濟險局，仍未能切中要害。

　馬政府經濟處方，短期是透過消費券和擴大內需來提振國內市場，中期是透過兩岸開放引進陸客消費和中資投資（包括QDII和十二項建設），長期則是寄望兩岸共組綜合經貿圈實現優勢互補，促成台灣經濟升級。因此在春節過後的施政重點有二：一是下鄉督促各縣市落實擴大內需，二是逐步醞釀促使兩岸簽署「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」（CECA）。

　筆者並不反對兩岸簽署CECA，問題是CECA充其量只能促使兩岸經貿正常化，並非台灣經濟升級的關鍵。馬政府的最大盲點，在於過度強調兩岸優勢互補，忽略了兩岸經濟已經未必是合作關係，未來更可能是競爭關係。此外，台商即使能取得中國製造和銷售的雙重優勢，但如果台灣經濟升級的定位不明確，轉型的目標不清楚，這些優勢只會使個別台商進一步壓低成本和擴大盈餘，並無助於台灣經濟結構的整體提升。

　中國經濟崛起之快，已經導致台商地位的不斷滑落。兩岸的經濟消長，明顯表現在中國官方對台商的態度轉變：從早期的熱臉相迎，轉為挑三揀四，進而變成不耐不屑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甚至還標舉「騰籠換鳥」，要把不符合升級目標的台港商趕出廣東。一月七日海協會與台商在深圳聚會，會長陳雲林面對台商的無助求援，竟當著江丙坤的面公開指責台商不能只有「等」、「靠」、「要」。副會長李炳才更直接批評台商老愛「台灣接單、大陸生產」，偏好貼牌生產，不在大陸研發。兩人發言的不留情面，更顯示兩岸經濟競爭的冷酷。

　海協會領導人直言放話，凸顯兩種經濟現實：一是中國經濟升級戰略相當清楚明確，不但有全球產業的精明選擇，更有國內地區的經濟布局。二是台商如果沒有全球範圍的技術領先或布局優勢，不但不會被中國尊重，早晚更將被中國的後起之秀無情淘汰。

　畢竟，隨著產業規模和金融資本擴大，中國經濟戰略已超越對台港澳磁吸階段，不但逐漸跨出華人圈經濟，更進一步提升到全球布局。近年來更積極培植本土品牌對抗外商，例如政府電腦優先採購聯想、政府軟體優先使用中國廠商、支持中國移動發展獨家電信標準、扶植比亞迪對抗富士康等。這些獨惠中國廠商的保護主義作為，並不可能因為兩岸簽署CECA就對台灣另眼相待。

　顯而易見，台灣經濟能否轉型升級，不能寄望中國施惠，更不能只寄望華人圈經濟，而將取決於台灣能否在全球經濟中占有新的價值定位，如中國經濟學家陶冬所說「以我為主，有取有捨，才能立足未來」。馬政府的兩岸開放和CECA，內容繁多但缺乏重點，並不清楚與台灣經濟戰略的關聯，十二項基礎建設也是一樣，缺乏清晰的升級目標。凡此種種，都只會造成個別政策的各行其是，台灣未來仍然看不出整體方向。

從「空氣政府」到「空想政府」

　上週從桃園機場直航赴上海，儘管只有三家大陸航空公司進駐第二航站，出國民眾卻到處大排長龍，甚至連登機入口都擠不進，被迫排在門外。令人納悶的是，儘管二航已經完全擠爆，馬政府卻一再宣稱，不但要在幾個月內提高直航航班到三倍，還將放寬陸客來台門檻，以便迅速增加陸客來台人數。

顯而易見，不先擴大航站容量，不管是提高航班或增加陸客，根本無從實現。但這種輕忽現實條件、欠缺完整配套、近乎趕鴨上架的兩岸決策模式，幾乎已經成為馬政府的最大特色。

　　馬政府最早的兩岸烏龍，首推「開放觀光，每日將有三千陸客來台」的盲目樂觀。隨後發現落差過大，第一反應竟是推諉到「北京奧運加上金融海嘯，導致陸客寧可不出國」，對自己毫無檢討。後來在各界抨擊下，才不得不承認「組團人數要求過高、未開放自由行、收費過高、推廣不足」才是失敗主因。

但深入推想，不免又追究到另一個更實質的問題：果真實現了每日三千陸客來台，台灣觀光景點的交通負荷和旅遊設施，是否已經準備妥當？尤其是陸客必到的阿里山和日月潭，近幾年道路既無拓寬，也未大興土木，面對蜂擁而至的陸客，豈不又是到處打結擠爆？一個連機場航站容量不夠，都無法事先預見並設法解決的政府，豈能讓人相信能夠處理更龐大複雜的當地交通旅遊問題？

　 近日甚囂塵上的開放QDII投資股市，以及即將開放的中資投標公共工程和投資商辦不動產，決策模式也是一樣草率。舉例來說，QDII的股市標的是否要排除攸關台灣安全和科技保護的敏感產業？或者要制定投資上限？中資投標的公共工程，是否要依照安全等級明列禁止項目？即將開放來台的中資，是否包括政府主導的主權基金？至今為止，馬政府針對這些攸關安全或科技保護的敏感問題，不但不曾提出任何解答，甚至連問題都未提出。

馬政府上台九個多月，本質已經逐漸浮現。從陳水扁到馬英九，台灣的兩岸決策模式，彷彿從只有政治的一個極端，擺盪到只有經濟的另一個極端。

　陳水扁政權像是「空氣政府」，政府面對中國始終充滿了怒氣和怨氣，結果往往流於打政治高空，制憲建國喊半天，卻到處碰壁、寸步難行。搞到最後，人民又氣又累，這是台灣政治的悲哀。

　馬英九政權像是「空想政府」，政府面對中國始終充滿了夢想和幻想，結果往往流於唱經濟高調，共同市場喊半天，卻眼高手低、畫餅充飢。搞到最後，人民又氣又煩，這是台灣經濟的悲哀。

從「空氣政府」到「空想政府」，兩岸確實少了怒氣和怨氣，但送走了打高空的政治空氣，卻迎來了唱高調的經濟空想。只有想法，卻沒做法，只有志氣，卻沒力氣。可怕的是，舊的小錯誤還沒反省透徹，新的大幻想又開始吹牛鼓譟，開放政策的失誤原因，政府永遠最後一個知道。

才不過九個多月，馬政府已被冠上「失業政府」的汙名，如今一旦再加上「兩岸空想政府」的罪名，恐怕到了就職周年，就要面對空前的民意挑戰。

自亂陣腳的CECA風暴

最近突然爆發的CECA風暴，再次凸顯出馬政府漫無章法的決策無能。一個攸關台灣經濟、亟待理性辯論的重大議題，竟然搞到官員各說各話、朝野大打混仗、媒體不明所以、人民莫名其妙的地步。

首先是「協議」與「協定」之爭。原本馬總統的競選政見是「在ＷTO架構下，推動與各國洽簽自由貿易協定（FTA）或『全面經濟合作協定』（CECA）」，但海基會呼應胡六點，只主張ＣECA，完全不提WTO和FTA，還遵循胡六點把CECA改譯成不具主權內涵的「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」，因而引起陸委會的質疑。

奇怪的是，眼看海陸大戰在即，總統和國安會卻不介入協調，經濟部聲援海基會，與陸委會分庭抗禮，行政院長也置身事外。更離奇的是，質疑名稱的陸委會賴主委，竟對ＣECA內容渾然不知，始作俑者海基會也直言CECA的內容細節，要等到兩岸協商後才能確定，但對我方版本卻又無法作答。支持海基會的經濟部尹部長更離譜，根本搞不清楚海基會為何避用WTO和FTA，竟聲稱「CECA必在WTO架構下」，甚至還說「CECA就是ＦTA」！

其實早在去年四月，尚未接掌海基會的江丙坤，即曾公開撰文反對以WTO架構兩岸關係，認為兩岸一旦適用ＷTO多邊最惠國待遇，台灣反將失去更多，只有「死路一條」，這種見解恰與馬總統和賴主委完全相反。儘管馬政府一再聲稱關注兩岸經貿，但上任九個多月以來，不但不曾針對黨內不同見解進行溝通整合，也始終看不出推動兩岸合作機制的策略布局。試想：連黨內財經大老江丙坤的異見也毫不理會，怎麼可能重視朝野對話或社會溝通？

結果就在這種自以為是、欠缺溝通、規劃模糊、趕鴨上架的決策模式下，導致黨內外莫衷一是，不但對政策品質缺乏信心，更對馬政府能否因應攻守凌厲的談判對手不敢寄望。畢竟，「協議」與「協定」之爭只是面子問題，WTO架構是否有利於台灣發展兩岸經貿，WTO架構在兩岸經貿關係是否可行，才更具有實質意義，但這些根本問題卻在黨內較勁和朝野混仗中，完全失去理性討論的空間。

眼見海陸和朝野爭議難平，馬總統最後竟然神來一筆，親上火線自創名詞，改稱「經濟合作架構協議」（ECFA），以為只要改名就能超越WTO和統獨之爭。為了凸顯急迫性，又不斷動員產官學界和媒體炒作，宣稱明年即將形成「東協加三」體制，兩岸如不及時簽署協議，屆時面對「東協加三」的內部免稅，台灣經濟將有邊緣化之虞。問題是，兩岸即使簽署協議，台灣並不必然成為「東協加三」會員，仍須和東協整體或各國簽署FTA才能享有同等的免稅優惠。兩岸協議和東協免稅根本是兩個不同問題，馬政府卻混為一談。

發展至此，不管是CECA或ECFA，問題已經完全混淆。馬政府不但不曾化解海基會有關WTO架構是否適合兩岸經貿的疑慮，也未能化解民進黨有關進一步開放將導致更大失業衝擊的質疑，更不曾回答兩岸協議和東協免稅的必然關連。始終避談三個最核心問題，卻一味要求（兩會）先簽（立法院）後審，這種魯莽混亂的決策模式，也難怪連國民黨菁英也憂心忡忡。

對比馬政府的各說各話亂成一團，北京當局至今仍然不發一語胸有成竹。這種執政亂象，不禁令人回想起馬的競選口號「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」。國家領導人信口至此，真是台灣的悲哀。

失業大作戰，政府大迷航

元旦伊始，九大工商團體緊急進諫馬總統，警告如不及早紓困企業，農曆年後恐將爆發空前的倒閉潮和失業潮。其實早在去年十一月，台灣失業率即飆到百分之四點六四，不但是連續第五個月竄升，也創下五年來同月新高，更首度超過韓港星，躍為四小龍單月失業之首。但當時主計處卻樂觀表示，農曆年前可望有一波「季節性人力需求」，屆時失業率應會「稍微和緩」。

同樣的缺乏警覺，也發生在預估總體經濟情勢的經建會。馬總統上任之初，經建會曾一度為「六三三」強辯，聲稱保六目標可以達成。但隨著金融海嘯迅速擴大，不得不在去年十二月承認下修到百分之二點五，後來實在和各界預估相差太大（例如台綜院預估只有百分之一點五三、經濟學人甚至預估衰退百分之二點九），只好又改口說「成長不會是負的」。

欠缺危機意識，自然不可能把失業當作重大議題。直到去年十二月，主管失業問題的彷彿只有最沒資源的勞委會，其他財經部會幾乎都冷眼旁觀。政府的漫不經心，也導致執行力低落。例如立法院早在去年七月就通過充實地方就業的擴大內需預算（高達一千五百億），結果到了去年年底，多數工程竟然還沒發包。

政府決策混亂，甚至還導致部分政策互相矛盾，一方在拯救失業，另一方卻在惡化失業。例如去年十一月，失業人口飆破四十七萬人，平均每位求職者分不到零點七個職缺。儘管本國勞工已經很難找到工作，勞委會統計卻顯示，製造業外勞持續攀升，十月份製造業外勞已經創下近二十萬人的新高紀錄。

總算到了最近，政府高層開始警覺到失業問題嚴重，隨即提出「政府挺銀行，銀行挺企業，企業挺勞工」的「三挺」口號，但民營銀行的配合度甚低。光是去年十一月，中小企業融資就短少了兩百億元。銀行自求多福、擴大雨天收傘的結果，勢將造成每況愈下的中小企業倒閉潮，政府至今卻無計可施。

政府不關心全民就業，更反映在國家資源的分配不均。例如是否紓困DRAM產業，儘管高科技領袖張忠謀和施振榮都說不宜，但政府卻執意紓困，一出手就承諾上千億貸款（而且兩大公司董事長都還在官司起訴中）。相形之下，針對未來四年的就業創造，政府預算竟然只編列微不足道的兩百七十二億！

政府重企業輕勞工，甚至還反映在明顯歧視的紓困貸款利率。儘管央行利率早已不斷下修，但最弱勢的勞工大眾，卻仍被要求負擔最高的紓困貸款利率！工會抗議之後，利率仍然高達百分之一點九二，還是比企業紓困利率高！

面對全球蜂擁而來的失業大作戰，我們的政府不但無法對症下藥，甚至還陷入施政大迷航！對比之下，元旦過後幾天，美國新任總統歐巴馬與國會懇談時，提醒政府出手必須「果斷、迅速、大量」，隨即提出七十億美元（新台幣兩千多億）的失業保險計畫。歐巴馬的作為，正好呼應了去年中國總理溫家寶所提出的十六字方針：處理經濟危機，「出手要快、出拳要重、措施要準、工作要實」。

回頭看我們政府，距離「快、重、準、實」的標準有多遠？